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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刻本的整理但是，对于《元典章》的使用者来说，元刻本的影印出版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元刻本本身仍然有很大整理的余地。陈垣在撰着《沈刻〈元典章〉校补》时，主要工作是用元刻本校沈刻本，并没有对元刻本进行全面和详细的校勘。元刻本成于地方吏胥和坊贾之手，其抄录、编纂、刊刻几个环节都做得比较粗糙，文字脱、衍、乙、误仍然很多。只有在进一步整理后，利用它进行学术研究才能有质量保证。否则，仍可能陷于“日读误书而不知”的尴尬境地。 对于元刻本当中的错误，陈垣在用它和其它抄本对校沈刻本时已有觉察。他说： 故宫一部（引者按：指元刻本）校毕，继而以诸本互校，知元本误处，经诸家校改，时有异同。欲求一是，往往因一名之细、一字之微，反复参稽，竟至累日。间有不能决者，则姑仍其旧。[19] 对于元刻本中一些特别明显的错字，诸家抄本和沈刻本往往做过校改。在遇到沈刻本已经改正的错字时，陈垣即以沈刻本为准，并未回改[20]。对于诸家抄本及沈刻本所改互不一致的地方，陈垣有时在“反复参稽”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决断，就只好遵循元刻本之旧。元刻本发现于1930年夏，陈垣用以对校沈刻本的工作，是在这一年五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集中进行的。此后主要进行参校其它抄本以及撰写《释例》的工作，到次年二月三日，《沈刻〈元典章〉校补》全部写定刊行，《释例》亦已完稿。[21]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他不可能去广泛搜集、核对元代其它史料，对元刻本《元典章》中“不能决”的错字进行改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元刻本的错误，能够明显看出来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错误，只有在认真细致地前后对读《元典章》全书，并参照元代其它史料进行深入的探索、考证之后，方能发现。对于这些错误，无论诸家抄本、沈刻本乃至陈垣《校补》，都还发掘得很不够。与此相联系，尽管陈垣在校勘《元典章》时总结出了“校法四例”，但他在这部书上运用的校勘手段，主要只是第一种--对校，即用元刻本和其它抄本校勘沈刻本，至于本校、他校、理校三种手段，并未充分使用。而对于元刻本的整理来说，基本可以肯定它是沈刻本和现存各种抄本的祖本[22]，因此对校手段运用的余地已经很小，必须广泛和深入地使用本校、他校和理校，才能尽可能找出并改正书中的错误。 自元刻本《元典章》发现至今，已有近八十年，影印出版至今亦有三十余年，中外学术界尚未对它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整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华书局曾委托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学者亦邻真教授承担《元典章》的点校工作。亦邻真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蒙古史、元史专家，在古代蒙古语和元代公牍文体的研究上有精深造诣。《元典章》的整理，被认为是“惟他最能胜任的高难度重大课题”[23]。遗憾的是，由于亦邻真教授工作繁忙，加上晚年身体状况欠佳，因此直到他于1999年去世，这项任务尚未完成。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在元代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些与《元典章》性质接近而篇幅较小的元代公文书，如《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庙学典礼》、《秘书监志》等等，都已经出版了点校甚至校注本。就连2002年才在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也在2007年由韩国学者校注出版。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致力于整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出版了名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及其“续编”的煌煌24册巨著，许多此前没有整理过的古代法律文献，包括像《皇明条法事类纂》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以及一些珍本、孤本，也都以点校本的面貌问世。而无论元史还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两个领域的文献整理工作都不约而同地遗留下来一部未经整理的较大篇幅重要典籍，那就是《元典章》。究其原因，主要大概就是《元典章》的全面整理具有较高难度，致使有关专家望而却步，踌躇不前。 整理《元典章》的困难，除全书篇幅较大外，至少还有以下一些具体因素： 第一，《元典章》的编纂工作相当粗糙。元刻本已是今天所见时间最早、内容最为可靠的版本，但其中抄、刻错误及脱漏仍然十分严重。就错误数量而言，虽不像沈刻本那样随处可见，但与一般古籍比较，也肯定算得上错误较多的典型。元刻本的错误与沈刻本性质不同。沈刻本的错误，是元以后的抄写者不懂元代制度、专有名词、文书用语，在抄写时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对原书妄加改动，因而致误。这些错误经与元刻本对照，一目了然，改正也较为容易。元刻本的错误，则是《元典章》编纂者在抄录原始文件并加以编辑、刊刻时粗心大意，校对不精，时常抄错、刻错；同时为求省力，通常不能将原始文件完整抄、刻，而要加以剪裁、删节，其剪裁、删节又较为随意，有时会脱漏关键词汇或语句，致使文义不明或产生歧义。对这样的错误，发现较难，改正尤为不易。 按照校勘学的一般理论，校勘古籍的目的在于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原本或祖本的面貌。但对《元典章》来说，元刻本大体已经可以断定为该书的原本和祖本，基本不存在“复原”的问题。要复原的对象，不是《元典章》这部书，而是其中收录的元代公文。复原的手段，主要应当采取陈垣总结的本校、他校、理校三法，找出《元典章》所载公文在书中一再出现、前后转引之处，还要查找《元史》及其它元代公文书中是否保存有同源史料，再辅以整理者对元代公文制度、语言习惯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正《元典章》抄、刻之误，恢复或局部恢复书中所录元代公文的原貌。这样的整理工作，已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校勘，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考订和研究，其难度当然是巨大的。 第二，《元典章》中夹杂大量源于蒙古语的蒙文直译（或称硬译）公牍文件，与汉语常规的语法、词法迥异，显得“词语奇特，句法乖戾”[24]，标点比较困难。即使是其中没有受到蒙古语影响的汉文公牍，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与一般的汉语文言文、白话文颇有不同，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其词汇特殊含义和句法规律，才能完全读通。对于上述情况，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作过深有体会的概括。他说： 众所周知的，《元典章》可谓是汉籍中最难了解者，文章的架构大部分是胥吏所写的吏牍，其中混杂有许多俗语；不仅如此，将蒙古文直译而成的汉文，实难称之为汉文，同时也常出现以译音方式翻译蒙古语的情形，因此无法求助于字典，只能以长年累积的经验，收集各种用例，以创造归纳性的解释。[25] 第三，《元典章》中收录了很多篇幅较长的大型公文。其特点是“辗转经过数个官署之处理，这些官署引用原文，加签意见，层次甚多，结构因而极为复杂”[26]。将这些公文的内容逐层分辨清楚，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加上《元典章》抄、刻文书常有脱误，就更是难以连贯理解了。这种大型公文的结构，往往是一层套一层，如同竹笋一般，有时达到八、九层之多。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体系，仅有单、双两种引号，只能处理三层之内的套引关系。遇到这种套引四层以上乃至八、九层的文书，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也成为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 第四，《元典章》的内容经常涉及元朝特有的制度、词汇，非专家不能通晓。特别是一些来自外来语的音译名词，有的尚未准确解读，而且又不能排除《元典章》抄、刻脱误的可能。在这些地方如何点断，将会非常棘手。 第五，元刻本《元典章》中使用了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包括元代民间使用的简化字）。往往同一个字，时用正体字，时用异体字或俗字，时用繁体字，时用简化字。对于这种情况，整理时究竟应作统一规范处理，还是尽量保留原貌，就要费一番斟酌。如果是作统一规范处理，也应当注意尊重元代的用字习惯，不能犯类似于沈刻本《元典章》以后出之字或后代通行之字妄改元代用字的错误。这中间的分寸感，是颇难把握的。 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全面整理《元典章》的工作还是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学者已经对《元典章》进行了部分整理和研究，其程度虽有深浅之异，但都为《元典章》的全面整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日本学者对元刻本《元典章》的整理和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四十年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就组织了“《元典章》读书班”，陆续发表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论文。他们在《元典章》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1964、1972年相继出版的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本〈元典章·刑部〉》二册。他们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具书，包括1954到1961年油印发行的《元典章索引稿》四册，和同朋舍1980年出版的植松正编《元典章年代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元典章》整理工作近年仍在继续，由金文京、岩井茂树主持，撰写了《〈元典章·礼部〉译注》，尚未正式刊行。另外，寺田隆信、熊本崇等学者仿照《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的整理体例，完成了《校定〈元典章·兵部〉》，连载于《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二、三、四辑（1986～1990年）。植松正在他的长篇连载论文《元代条画考》中，对《元典章·圣政》及书中其它部分所载元代条画进行了汇辑整理[27]。还有学者对《元典章》的局部条目进行整理，例如小野裕子《〈元典章〉市舶则法前文译注》、四日市康博《〈元典章〉斡脱关连条文译注》。[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