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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之后，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出现的笔战主要是围绕着“民主”的普遍性问题，亦即一派人认为根据基本的“民主”和“人权”的标准，已证明中国现政权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因而不值得美国支持。他们反对“中国特殊论”；另一派人则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一插曲，原因及过程很复杂，中国领导人处理错误，但中国有特殊国情，仍将沿着自己的改革道路发展下去。当然，这两种意见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关于“民主”、“人权”哪些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原则，哪些是视东西方国情不同而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与中国历代政权相比的功过得失等问题的看法，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平之见逐步占主导地位。 综合起来，在20多年中，在中美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上，主流派学者的观点大体如下： 台湾问题：前面提到的穆尔斯廷等的著作中的名言：“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到70年代之后，极少有人主张搞两个中国，但也不主张美国断然断绝与台湾关系。他们本意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最好能维持与台湾的半官方关系；但是在中国政府坚持三原则的情况下，认为可以让步。对让步的程度看法不一，但几乎无人主张完全对台停售武器，同时多数也不主张售台先进武器。 经济关系：一方面认为不要期望太高，一方面力促缔结贸易协定，取消或降低对华贸易歧视，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逐步放宽高技术转让。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对于对华“制裁”的程度有不同意见，但都不主张取消最惠国待遇，经济学家对把“人权”问题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尤为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持此主张。 战略关系：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双方政府的主要考虑都是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但是多数学者对过分强调联华反苏始终持审慎或保留态度。他们不反对美国利用中苏矛盾，但不赞成把这作为中美关系唯一的基础。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松动后，他们认为这不一定对美不利。关于中美关系在亚洲的地位，一些主要著作自始至终强调美中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代替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停止越战后，整个70、80年代学者们几乎一致主张美国不能因改善对华关系而过分收缩在亚洲的力量。他们还一贯强调美国应照顾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 军事关系：8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考虑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时，学者多数比官方保留更多。80年代后期，中美在销售武器以及核不扩散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学者大多主张在这方面对中国严格要求，并对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做法不放心，对中国是否信守诺言缺乏信任。但是对于布什在“六·四”之后宣布中断与中国军事关系，许多学者不赞成，认为这样给自己造成被动，为以后恢复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上是指的主流派学者的主张。他们是大多数，参加各种大项目、会议以及政府咨询等活动也最多。另外在两个极端都有少数学者，其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 （四）当代历史： 关于50、60年代美中关系的研究，既是历史，又是现状。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有关朝鲜战争以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也跟着问世。 1972年出版的福斯特·雷·杜勒斯著《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49]是最早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虽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堂弟，但观点不同，书中对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杜勒斯国务卿本人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有客观叙述。作者在此书出版前即于1970年去世。1980年出版古托夫与黄秉默（译音）合著《在威胁下的中国》[50]是论述台海危机的。与多数美国学者不同，作者认为中国炮打金、马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性举动。 华裔学者张少书在研究这时期的中美关系方面是后起之秀。他写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肯尼迪与中国的核武器等文章之后，于1990年出版了《友与敌--美国、中国与苏联，1948-1972》[51]。该书提出的新观点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决策者从未真的认定中国已无可挽回地“丢”给苏联了，也从未放弃过利用中苏矛盾的意图。与他们公开的言论不同，杜勒斯其实并未认为中苏是铁板一块，而尼克松早在任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期间就已建议过要对中国采取务实的政策。这一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对美国在朝鲜战争、金门马祖危机中的行动，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以及干涉越南的决定等都有影响。同时作者认为美国领导人确曾不止一次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90年还出了一本孔华润与入江昭合编的论文集：《大国在东亚--1953-1960》[52]。这是“美国外交史学会”下属“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于1987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论文汇编。其特点是中、苏、美、英、日学者在一起讨论艾森豪威尔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约占全书一半。 三、关于文化教育与相互形象的研究（一）传教士与教会学校 70年代以来，关于在华传教士又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包括费正清等，均投入这项研究。70-90年代，全美召开过几次讨论会，均有论文集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一批专著。一般历史书中也有对传教士的大量论述。其中教会在华办教育问题又是研究的重点。此外，工具书的编撰也有很大成绩，例如凯瑟琳·路德威克1986年为《教务杂志》作了全面详细的索引。该杂志创刊于1867年，停刊于1941年，是反映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材料，索引的问世解决了它数量大，难于查阅的困难，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53] 过去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多为宗教意义上的总结，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客观的历史分析，因此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时，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成为重新评价美国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关系的一部分。另外，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解冻的同时，文化关系也开始恢复。过去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大量文化事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何经验教训，自然成为双方学者关注的问题。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在卢斯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已经举行过四次联合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于1991年出版，由章开沅与美国林蔚（arthur waldron）主编，题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纵观美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传教士在华活动总的评价，不同于50年代赖得烈（kenneth s.latourett）等的著作的全盘肯定，70年代以后趋于客观化。1972年由美国历史学会的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有柯文、刘广京、韦斯特（philip west）、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isinger,jr.）等。会后出版论文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54]，费正清为之作序。费正清认为从1840到1940的百年间，传教士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主角，从受洗人数来看，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在出版、教育、医药等方面却作出了贡献。施莱辛格则肯定了传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之说，而且认为美国的所谓“传教士传统”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冒险的一个因素。 （2） 为什么传教士在中国遭到激烈反对？美国学者如柯文、韩德等都倾向于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解释，认为传教士都坚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人，正是这点使中国人感到威胁。但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特殊政治背景较少提及，即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传教士是在帝国主义炮舰保护下的，在华享有特权，其中也有欺压中国百姓之辈，这也是时常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 （3） 多数学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莫过于办学。教会学校在农业、新闻、医学、社会学等方面都居领先地位，并为女子教育之先驱。1971年出版的杰西·卢茨[55]著《中国教会大学史》对此有较全面的叙述。1976年出版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56]认为燕大是植根于新教事业和中国精神的世界主义理想的真实体，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超越。1980年出版玛丽·布洛克[57]著《美国的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不是直接谈教会的，但协和医学院最早还是教会开办的，而且在华教会学校都得到过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书中介绍美国对洛氏基金会在华活动有三种评价：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转变（即改造中国文化）、美国科学向中国移植。布洛克倾向第三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