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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论者说法不一，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1983年出版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所著《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58]选择了威尔逊总统执政的特定时期。他认为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的联系此时达到了顶峰，美国实行的是“利益均沾”政策，对辛亥革命持怀疑态度，本不承认民国，由于传教士的努力才承认中华民国。书中大量叙述了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尽管有学者戏称威尔逊外交为“传教士外交”[59]，即使在那个时期，这方面影响也是有限的，例如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决策就足以说明。如保罗·柯恩指出，在1927-1932年间，在对待国民革命、修改不平等条件等问题上在华传教士与美国国务院有分歧，因此对政策几无影响。[60] （5）关于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卢茨继《中国教会大学史》之后又于1988年出版《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会》[61]，专门论述此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有反基督教传统，而20年代的运动的新特点是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合，用学运形式出现。20年代末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更离不开国、共两党的作用，同时也为两党未来的干部提供经验，在学生中培养自己的生力军。作者还认为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是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和北伐的一个方面。 （二）相互形象 关于两国人相互看法与形象问题在这期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1958年出版的伊罗生（harold issacs）所写《浮光掠影--美国心目中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于70年代再版，影响很大。由于从80年代初起，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就开始起伏不定，美国舆论对中国看法摇摆幅度很大，伊罗生提出的美国对中国如钟摆一样的“爱恨情结”说流传甚广，至今不衰，几成定论。不少学者据此著文批评这种不客观的走极端。[62] 相互形象和观念也是费正清的著作中经常的话题。他1946年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念》[63]一书多次再版，再1974年又根据新情况修订再版。该书主要是要美国人理解中国为何把美国看作和其他列强一样的帝国主义，而美国却自以为出自善心。他强调美国人应“知己知彼”，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又要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与所宣布的原则相矛盾的。 1979年出版格雷森主编的文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64]，精选了自1984年到1978年底美国各类有代表性人物对中国的评论共43篇。以随“中国皇后号”快船来华的商团团长山缪·肖（samuel shaw）的初次访华日记开始，以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声明作结，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确实客观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正面与负面的看法，从中也可看出美国人所共有的对中国的心态。书前并有编者写的长序，概述200年来中美关系史，是一本参考性极强的著作。 1981年出版汤姆逊（james c.thomson jr.）与另二人合著的《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美国在东亚的经验》[65]是一部别具特色，寓意深刻的著作。汤姆逊是传教士之子，童年在中国度过，后在哈佛、耶鲁学习，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并曾在政府任职，负责对华政策工作。本书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历述200年来美国在东亚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的关系，也涉及中、美、日关系。如费正清在序言中所指出，并为作者一再强调的，写此书的动机是痛感美国对东亚的无知。作者着力描写美国源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心态--自以为是一种崭新的文明的代表，是“文化的刀刃”，怀着以“化”天下为己任的冲动--以及这种心态与中、日乃至整个亚洲的现实、文化背景、民族要求和人民心理状态的矛盾，说明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注定要受挫。作者认为从广义上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而称之为“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此书完成于1980年，如作者所说，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和谐之时。为此，作者于结尾处特别提醒美国应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低估中、日的民族主义和亚洲国家社会发展与美国的巨大差异，重犯一厢情愿，以改造亚洲为己任的错误；特别对中国不要重复过去屡犯的那样，期待过高而导致幻灭，于是摆向另一极端。证诸以后事态的发展，这是颇有见地的。 1991年出版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著《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看美国，1972－1990》[66]则论述当代中国人怎样看美国。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主要是论述他称之为“美国观察家（america watchers）”的这部分中国人如何看美国。作者称这项研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了解中国领导人对美决策的“知识氛围”，也就是他们所赖以决策的情报信息和所得到的政策建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能从这一“精英圈”得到相当详细的有关美国的情况，因此，一般说来，决策是在掌握信息情报下做出的。但是，大部分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不论其对美国本身看法如何，即使是比较“亲美”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都脱离不开“偏见”--认为是霸权主义的，是要以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征服世界。因此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只能出于策略考虑。对中国人说来，美国始终是“美丽的帝国主义”，对两国关系不能期望太高。姑不论其概括中国学者的论点是否全面准确，作者立论的出发点是把学者的知识和看法与官方的决策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鉴于中国的国情，这一前提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段时期，尽管费正清已至暮年，不久即逝世，但攻击者仍以他为主要对象，认为他开创了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的中国当代研究，对整个美国公众起了“误导”作用。攻击他实际是攻击几乎美国整个的当代中国研究。马若孟等一些老一代的同情国民党的学者一贯持此论调。在新的人中当前特别突出而活跃的是莫什（steve mosher），他1984年在中国农村蹲点因行为不端而被中国政府勒令出境，原来在美国学术界并无声望，但在天安门事件后应运而起，受聘于弗莱芒大学，负责中国研究项目，并成为政府咨询对象之一。他于1990年出版《对中国的错误观念：美国的错觉与中国的现实》[67]，书名显然就是与上述费正清的《对中国的观念》一书针锋相对的。该书以伊罗生的著名“爱恨情结”的说法为主题，认定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中国研究界要为这种现象负责，因为是他们不断向美国人灌输有关中国的神话，从而屡屡使他们在中国的现实面前失望。作者主要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批驳美国学者对中共肯定的论述，指责他们是中共的辩护士，甚至称他们为“文化掮客”。他集中批驳费正清的“历史传统”说，认为这是把共产党的错误都算到祖先身上，是有意为中共开脱。莫什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大多数严肃的中国研究界学者，在学术界还是比较孤立的。 四、几点结论综观20余年来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点： 1.有一些学者一直在紧密跟踪中美关系的发展，其研究的课题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感。这些学者大多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领域，多属一些名牌大学，而且师生代代相传，有连续性、继承性，又有变化和发展。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又可分为偏重于历史的纯学术研究和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研究两大领域，但有时也互相交叉，互相配合。 2.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除一部分在大学外，多任职于一些研究机构，他们同时与政府有关部门、国会等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任职于国会研究部门，有的亦学亦官，出入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还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则先后在与对华交流有关组织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联系。 对华政策的研究比较突出的做法是组织联合大项目。每一个时期都有机构出来组织，有基金会资助，有时政府部门也给予一定支持。骨干力量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不同情况下略有变化。而且往往学者与政府官员和企业舆论界人士共同讨论，有关机构中最突出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大西洋理事会。这些“联合攻关”项目都是在关键时刻进行的，而且尽管各述己见不受约束，却总能得出一些大体的共识，虽不一定百分之百与当政者所实行的相吻合，但一般相去不甚远，是在美国的政治条件下行得通的。其对决策的意义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