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就其渊源而论，本为大陆现代史学之延伸，只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遂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格局。了解并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和特点，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推进目前的史学史学科建设。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不仅人数少，且多为大陆移居当地的学者，如台湾的李宗侗、沈刚伯、赵铁寒、宋晞、蓝文徵和香港新亚书院的钱穆等。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亦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稍后，才有台湾大学或新亚书院毕业的新军加入其中，如杜维运、王德毅、许冠三、汪荣祖、余英时、逯耀东等。但直至70年代前期，其地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依然不多，研究的范围也不广。据统计，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3724篇，其中有关史学史的仅26篇，约占0.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1]（P175-177）。至于外国史学史方面，更鲜有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
    其时，史学史方面稍具系统的仅有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和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等寥寥数种。其中，李著约15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全书框架大致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近，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且强调“史之足重者，尤当在于记载之真实，若能文笔奇伟，记事翔实，两者均兼，斯为上矣。若不能此，宁留翔实而略奇伟”；又谓，司马光之《通鉴考异》“既合于新史学之观点，实足为以后作者之楷范矣。吾于书中专论《通鉴》二章，盖以此矣”[2]（<自序>）。可见其书重心之所在。钱著则以中国史学名著的解析为基本线索，对中国史学的源起、史书体裁及其观念的演变等作了讨论，力求从传统学术的整体发展背景中去把握史学的特征，表现出其注重学术传承、讲求通识和经世的治学风格。
    在专题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则有吕谦举的《两晋六朝的史学》（香港《人生》半月刊22卷1期，1961）、逯耀东的《论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70）、陈芳明的《北宋史学的忠君观念》（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72）、杜维运的《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1962），以及对袁宏、范哗、欧阳修、吕祖谦、李焘、刘恕、崔述、章学诚等史家及其史著的讨论。其中不少论著内容厚实，有的还在研究视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吕谦举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两文（分载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64年总327期和1965年总342期），对过去较少讨论的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线索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史学思想统摄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变易中见，人道在善恶中见，治道在兴亡中见。治道是人道的实践，人道是天道的主体，天道是人道的法则”[3]（P1075），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学特有的义理观上。这种义理，主要“包含了两个物事，一为事理的义理，一为道德的义理。事理的义理重在兴亡成败因果关系的叙述，道德的义理重在善恶休咎的大义褒贬。道德的义理影响事理的义理，事理的义理是道德义理的总结”[4]（P402）。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则仅有周应龙的《魏源学案略稿》（《复兴冈学报》第3期，1963）、吴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大陆杂志》13卷6期，1956）、汪荣祖的《梁启超新史学试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王德毅所编《王国维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8）等少数论著，总体上尚处于一种起步状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如牟润孙所撰《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对我国现当代（1938-1964）史学发展作出的评论。他认为，抗战以后，史学界独重史料考据实证的风气开始有所转变，出现了要求关注时局，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以史学经世报国的趋势。而战后旅美的中国史家，如杨联升、何炳棣、房兆楹、萧公权、瞿同祖、刘子健等，注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历史问题，成就显著，尤值得我们思索。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要当以社会科学为治史基础，方能跻身世界史学之林[3]（P1148-1149）。证之后来港台史学的发展，这一判断，应当说是颇具前瞻性的。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既是学术力量本身积累的结果，也与其时当地整个史学的发展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从学术自身的因素审视，这种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明显扩大。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历史教育机构除50年代已有的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东海大学三校外，文化学院、辅仁、政大、中兴、成大、淡江和东吴等高校也纷纷设置历史学系，并有不少学校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由此直接为相关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充实创造了条件。至70年代前期。除前述一些开风气的人物外，更有阮芝生（1972年博士）、张元（1974年博士）、李东华（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黄俊杰（1973年硕士、1980年博士）、陈锦忠（1974年硕士、]980年博士）、黄进兴（1974年硕士）等一批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在整个港台地区形成了一支相当整齐的专业学术队伍。
    二是研究工作日趋规模化。在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如杜维运、黄进兴、陈锦忠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共三册，华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寿南、王德毅、王尔敏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等，对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汇集和总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参考依据。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则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尤以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最具影响。其中，第一届会议（1985年）到会的国内外专家达40多人，发表论文10篇（《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第二届会议（1986年）发表论文14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学系，1987）；第三届会议（1990年）发表论文21篇（《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届会议（1998年）专门讨论“人物与历史撰述”（会议论文集尚未出版）。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人员更具世界性，论题也一届比一届更为广泛和深入，其研究范围也较以前大为开阔。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几乎各个断代和领域都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问世。如通论古代或一朝史学趋势者有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1990；该书主要内容已于1983-1989年间刊出）、陈锦忠《中国上古史学的萌芽期》（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89）、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学生书局，198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公司，1984）、古伟瀛《从考据到科学方法》（《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讨论史官制度及官修史的有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80）和《周代史官的职掌与其性格的演变》（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王明荪《辽金之史馆与史官》（《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和《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22卷1期，1988）等；专论史书体裁与编纂学的有蔡学海《纪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学报》总19期，1982）和《编年史研究》（《书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荪《从学术史著作之渊源看学案体裁》（载《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有关各时期史家或史著的专题研究，数量更巨，其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直到明清时期的王世贞、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等，均有涉略。这些，都为今后编写更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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