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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受港台地区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在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气转换的迹象。 1987年，台湾国民党政权宣布“解严”；1991年，复终止动员“勘乱”时期。自此，两岸的史学史研究，不但在论文和资料交流上渠道渐显畅通，且得借研讨会和互访讲学等方式，直接展开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间的学者对话。近年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讲学的大陆著名史学史专家便有瞿林东、仓修良、蒋大椿、张广智等，而台湾方面来访的也有王德毅、汪荣祖、王泛森、戴晋新等。在此基础上，有的还进而融会各方学术成果，发起了合作研究。如大陆学者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便是大陆、台湾和美籍华裔三方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这种情况，对于促进整个中国的史学史研究事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该时期港台地区发表的史学史研究成果看，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相当的推进。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论，不仅出现了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该书为作者自印本，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已出版两册，内容自先秦迄于唐，第一册有1993年印本，第二册有1998年印本）和潘德深《中国史学史》（五南图书公司，1994）等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整体发展趋势的著作，在各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当规模，如戴晋新的《先秦史学史论稿--观念与方法》（台北国泰文化，2000）、耿慧玲的《金石学历史析论》（文化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黄兆强的《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等。 有关近现代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则从史家和史著的个案考察进一步扩展到史学思潮、流派、学术机构与制度，乃至某些分支学科领域的成就和港台地区史学的总结等方面，收获甚见丰厚。其中较引入注目的有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95）、《晚清的经世史学》（麦田出版公司，2002）和《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麦田出版公司，2002）、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稻禾出版社，199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远流，2002）、周佳荣和刘咏聪主编《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94）等专著，以及杜正胜和王泛森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和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总11期，1991）、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台北国史馆发行，1999）、黄进兴《中费У乃匚；菏月邸靶率费А钡牡捌渌媪俚睦Ь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查时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0期，1999）、林能士和胡春惠《四十年来大陆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之调查及评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大陆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概况》，台北政治大学学术研究发展委员会，1996）、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1期，1997）、周梁楷《史学史研究的取向：1945年以来台湾史家的论述》（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彭明辉《台湾地区的历史研究机构与历史系课程（1945-1995）》（《政治大学历史学报》总16期，1999）和《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量化考察：以五种学术期刊为分析对象，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2001）、《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1卷2期，200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汉学研究通讯》20卷4期，2001）等论文。 此外，由于其时港台地区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并行的趋势，新课题的拓展和本地史的研究风气日盛。以香港而论，其研究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潮流的引领下“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以客家文化、香港企业及其社区文化、社团组织和社群为等重点的本地史或区域史研究也有趋热之势[7][8]。这种变化，使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对本地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明显加强。其中有关台湾史研究的回顾更多，较著者有张炎宪《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台湾史料研究》创刊号，1993）、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1983-1992）》（《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2期，1994）、黄富三《从连雅堂到杨云萍--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本土台湾史研究》（“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八十八年年会暨杨云萍教授之史学与文学研讨会”论文，1999）、陈文彬编著《海峡两岸编写台湾史的反思与整合》（学生书局，1997）、黄秀政和曾鼎甲《论近五十年来台湾方志之纂修：以<台湾省通志稿·人物志>为例》（“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论文，台北国史馆，1997），以及黄富三、古伟瀛和蔡采秀主编的《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8）等。这可以说是对80年代末以后台湾史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宣扬“本土意识”的显学所作出的呼应。二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史学史论著的研究观念、方法和角度起了明显的转换。从国际学术界看，阶级、族群和性别已成为近数十年来挑战历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分析工具[9]，而“受后现代史学洗礼的文化史家集中在以下层弱势者的主观事物（文化）为分析对象”[10]，它不但促使历史研究通过转换话题和角度得以拓展其研究领域，也使史学史研究萌发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关怀。如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加强，李贞德先后撰写了《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妇女史研究》（《新史学》4卷2期，1993）、《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1994）、《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篱--台湾地区的中国妇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学》7卷2期，1996）、《杰出女性、性别和历史研究》（《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总50期，1999）等多篇回顾性史学史论文，剖析历史记载及以往妇女史研究中的权势话语，凸显性别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性别在今日对历史研究的提醒不仅限于发掘历史上的特异女性，也在于从女性生命经验的角度重新检讨原先认为值得记载和研究的故事，并且因为这层检讨而重画历史图像，重刻历史演变的轨迹”[9]。而祝平一回顾战后台湾渔业史的研究，主旨亦在发掘历史意识是历史过程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观念[11]。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梁楷倡导的影视史学史研究，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评论<谁杀了肯尼迪>及<返乡第二春>》（《当代》总74期，1992）、《书写历史与影视史学》（《当代》总88期，1993）、《影视史学、知识基础与课程主旨之反思》（《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总23期，1999）、《影像中的人物与历史--以<白宮风暴>为讨论对象》（《中兴大学人文学系学报》总32期，2002）。影视史学史并不是电影史，也不是运用影视来教学，而是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电影、电视与历史，并涉及“非专业史家的历史文本，口语的、文字的、图像的、包括静态的任何图像的历史文本”[8]，从这些图像历史文本中辨析出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 上述倾向及其研究趋势，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和思索。 参考文献 [1]赖泽涵。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C].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2]李宗侗。中国史学史[M].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9. [3]杜维运，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二）[C].香港：华世出版社。1976. [4]杜维运，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C].香港：华世出版社，1976. [5]中国论坛编辑委员会。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C].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 [6]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7]郭少棠。文化的超越与冲击：当代香港史学[J].历史研究。2003（1）。 [8]徐文路。周梁楷教授访谈录[J].历史：理论与文化，2001（3）。 [9]李贞德。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A].五十年来台湾方志成果评估与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9. [10]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J].汉学研究通讯，2002 （1）。 [11]祝平一。碎镜零史--战后台湾渔业史研究回顾[J].新史学，2001（2）。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istrict in Recent Fifty Years HU Feng-xiang, LI Yuan-tao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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