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史学风气的转变，也给史学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与驱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这是因为，该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大陆丰富的现代考古学资源，当其主力移居台湾后，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以致治学规模日见局促。而其治史专重史料考订和古史研究，偏于细琐事物辨析而疏于整体历史理解的做法，也弊端日显。加之西方最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影响，学术界遂起人心思变之局。1964年以后，《思与言》杂志（创刊于1963年2月15日）首先对史料考证派的理论提出了公开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学派的观念和方法渐被扬弃，而解释史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来说，这一史风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出“史学界脱出史料学的羁绊后对新理论及方法之追求，诸如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念来研究历史，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如心理史学）的介绍等都是。其次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受重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所产生的影响”[5]（P77-78、80-81）。 在这种风气转变中，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史义”的发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治史当重“意义”之说，虽为钱穆等人一贯强调，然而在史料考证派占居主流的境况下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史学史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偏重文献目录学及重述说而轻解释，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史料考证派的批评呼声渐起，除了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和《中国史学名著》等论著中继续倡导此说外，台湾史学界的另一元老沈刚伯也在一篇题为《从百余年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学方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创刊号，1974）中作出了呼应，认为19世纪以后德国史学家因受“自然科学启示”而提出的“历史决定论”（他称之为“史演论”），无论是出于“唯心”还是“唯物”，都是对因果律的滥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人心而正风俗”，即应“讲求‘史义’以根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烘托下，史学史研究中的“史义”发掘意识得到了普遍加强。如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便特别指出：“以原则而言，历史事实不可能脱离史家之解释而客观存在。中国叙事之史学作品中，史家之解释，寓于其中，为极自然之现象。史家选择某种史实，而又将比较相类之史实置于一起，史家之解释，自隐约于其中矣。惟中国史家，深觉‘史为记事之书’，每将其解释隐藏于史实之后，让读者体会，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视之，颇类断烂朝报，而实则其精义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晓者也。”[6]（P16）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中将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史观两大学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但史料学派的史学完全与时代脱节，史观学派的史学研究又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从发掘“史义”的角度来审视，二者均存在严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后的中国史学研究应当着力“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张元《宋代理学家的史学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季刊》15卷4期，1982）、黄秀政《顾炎武的经世思想》（《思与言》14卷4期，1977）、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局，1976）、古伟瀛（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史学观）（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论著，也都具有这种倾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日趋升温。其中缘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评史料考证派而引发的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路向的整体反思，对此无疑是一有力的推动。比较明显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国文化学院的王吉林、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对前六十年国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绩作了总结反思（载《史学汇刊》第4卷，1974）。而由程发韧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中的史学专册（正中书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共五册，联经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和文献目录清理工作，都为近现代史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性的论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最具系统。该书凡上下两册，分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附录等八卷，按学派论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迁，以及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大钊、朱谦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书征引广博，结构紧凑。其论述特重各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并能结合具体的史学实践例证加以深入剖析。为慎重起见，该书出版前，还曾将各章稿件分寄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审阅，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是以问世后，颇受学术界重视。汪荣祖在《五四运动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他的这一见解对于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极具理论价值。其余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1976）、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以及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张荫麟、雷海宗、柳诒徵、钱穆、陶希圣、方豪等史学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在当代史学的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则有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学危机的呼声》（联经出版公司，1987）、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总241期，1985）、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之激荡》（《史学评论》第6期，1983）和《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都能注意结合史学发展的现状，对其未来走势提出自己的判断或建设性意见。这一点，也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最后是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随着港台地区年轻一代史家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日高，以及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其中，对欧美史学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史学》（《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1980）和《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7期，1984）、阎沁恒《汤恩比（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1976）、林正珍《柯灵乌（即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研究》（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卷1期，1975）和《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1976），以及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进步史学初探》、《美国的新保守史学》、《心理学理论在美国史研究上的应用及其得失》（分别载《美国研究》1卷1期、12卷1期和3期、19卷1期，1971-1989）等。在日本史学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高明士，他在《大陆杂志》、《食货》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东升出版公司，1982；此书另有明文书局1982年增订本和1987年二版、1996年修订四版）。 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早期所见仅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自由学人》3卷2-4期，1957）和沈刚伯《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东海大学讲演稿，1965）等少数论文。此期的研究，从范围论，已较前宽广，其中成就显著的当推杜维运和汪荣祖。杜维运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81）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公司，1988）两书，前者列举史实，澄清了某些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误解；后者从中西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和史学著作成绩三方面展开比较，认为中国极早创获了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重要的史学原理，基础深厚，范围广阔，意境深远，尤为壮观。而西方史学在问题的追踪与阐释上，甚为精到，非中国所能企及。比较二者，进而会通融合，当为未来史学发展之趋势。此外，他还作有《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1976）一文，较为详细考察了1949年之前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情况。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则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列二十四题，对中西史学发展史和史学理论作了分析与比较。这些论著，都在不同层面上深化了对中西史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