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言日本的朱子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1]。这种传统，使日本的近现代朱子学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基础与风格。自二十世纪以后的朱子学史之整体观之，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近年，台湾学者编辑了两种朱子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2]与《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3]，虽然其中所收的日文论著条目在记述与分类方面尚有不少遗漏与讹误，但基本上网罗了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朱子（名熹，1130～1200）的思想、史学、文学以及学术渊源、事迹、门人与后世的展开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中看到日本学者的足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无疑是整个朱子学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管见所及，到目前为止，介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有五篇：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4]与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5]，华国学《战后日本朱子学研究评述》[6]、高令印《现代日本朱子学》[7]、钟彩钧《现代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朱子学研究之概况》[8]。其中，后藤与岛田的综述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史的变迁。华、高、钟三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知识背景的欠缺，以及所掌握的学术资讯极为有限，他们的文章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与此相比，有关欧美[9]与港台[10]、韩国[11]的朱子学研究的评述，则比较深入而具体。因此，我们亟需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作一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战后，日本中国学界的结构与方法论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出版于战后。战后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整体格局、研究群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均与从前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至今为止的六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特点何在？在研究史上又具有怎样的位置与意义呢？在本稿中，笔者将1946年以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分为以下六期：“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1960年代的研究”、“1970年代的研究”、“1980年代的研究”、“1990年代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对其间出版的单行本（包括丛书）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描述其内容的特色与整体变迁的脉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举出的专著以朱子及其门人研究为主，不包括日本对其本国的朱子学及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又，文中所引日文，均为笔者译。
    一、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中国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在1947年6月，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学会--东方学会，其机关杂志《东方学》于四年后的1951年3月创刊。而京都方面的《支那学》则于1947年8月停刊。另一个日本全国性的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哲学·语学·文学），在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奔走呼吁下，于1949年10月成立，其机关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于1950年3月创刊。此外，日本道教学会也于1951年成立，其机关杂志《东方宗教》于同年12月创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中国学界在战后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相互协力与统合的动向。
    在学界变革期间的1948年2月，出版了安田二郎（1908～1945）的遗作《中国近世思想研究》[12]，其中收有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与两篇关于陈白沙、阳明学的论文。有关朱子的论文，则发表于战前的1939年～1941年之间。由于安田二郎在1945年辞世，因此《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在规模上远不及战前出版的后藤俊瑞（1893～1961）《朱子の実践哲学》[13]，但此书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京都学派[14]历来对宋明理学的态度极为冷漠，研究者亦寥寥无几，而安田则是一个例外。他原本是哲学家田边元（1885～1962）的弟子，先是专攻西洋哲学，后来才转入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研究。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における習慣の問題--序説》（《在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序说》）一文。安田在文中通过对《论语集注·学而篇》首章的分析，认为在朱子的伦理学体系中，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安田援引Félix Ravaisson（1813～1900）的习惯论，指出：“学习”乃是一种习惯的获得，即格物的过程。安田认为，朱子的心之特质在于受动式的能动性与能动式的受动性，“本来心”（道心）是能动的，而“现实心”（人心）则是受动的，在习惯上才能实现“心与理一”。同样，理具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须于习惯这一事实中寻求构成两面性的原理。在另一篇论文中，安田还对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批判主义式的朱子研究做了严峻的批判。又，安田关于理气，认为朱子的气如Stanislas Le Gall所云，是一种“瓦斯状空气状的物质”，而朱子的理乃“意义”等，这些看法后来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自今日观之，确有不妥之处。近现代的日本学者，大多使用西洋哲学的概念与方法来剖析朱子的思想，安田的著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精通多种西欧语言的安田，在朱子学的文献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他曾通读朱子文集[15]，并留下了《朱子语类》的译稿[16]。通观其文，确能引用文集与《朱子语类》而作到收放自如。安田对文献的全面梳理与把握，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分析，使他的一些研究如“习惯论”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今不容忽视。
    宇野哲人（1875～1974）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17]是概论性的书籍。此书是战前出版的《儒学史》（上卷）[18]的续篇，其根干乃宇野的博士论文《洙泗源流论》。全书在时代上涵盖了自北宋至清末的儒学，所论人物自胡瑗至谭嗣同，书名虽题为“近世儒学”，内容上实则分为“近古”（宋～明）与“近世”（清）两大部分。宇野将宋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儒教的革新”、“士风的改善”、“儒、道二教的融合”、“佛教的影响”四点（2～7页），除了第二点以外，基本上因循了《支那哲学史讲话》中的看法[19]。对于朱子的哲学，则从“宇宙论”、“心理说”、“伦理说”、“名分论”四个范畴进行了考察。宇野还指出：朱子乃主知论者，富有科学性、实证性的倾向，而阳明则是主意论者，具有理想性的倾向，乘朱子实证论之弊，兴起了阳明理想论。宇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是岛田重礼（1838～1898）与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学生。宇野在明治末年先后游学中国[20]与德国，后来长期担任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教授，是东京方面“汉学”式研究的主帅，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多出其门。宇野在中国哲学史与宋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与普及性的工作，除了主著《支那哲学史讲话》、《支那哲学の研究》[21]以及《二程子の哲学》[22]以外，他译注的《四书讲义：大学》[23]、《四书讲义：中庸》[24]以及《论语新释》[25]等书籍在战后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巨大。
    今井宇三郎（1911～？）的《宋代易学の研究》[26]出版于1958年。本书深入地考察了“《周易正义》与宋代易学”、“河图洛书象数论”、“《太极图》考”、“无极而太极考”、“二气五行考”等宋代易学史上的主要问题。本书虽非专论朱子，但其中有很多篇幅都触及到了朱子的易学，总体上资料翔实，持论平允，是日本易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有两种朱子学文献的译著出版。由和田清（1890～1963）校阅，河原正博（1912～1993）译注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册于1948年出版[27]。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计划将其中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全部译出。到中册为止，已经译完了第六卷，遗憾的是下册（第七卷～第十卷）最终未能刊行。1949年，出版了由中国语言学家仓石武四郎翻译的《论语》[28]。本书是一本很独特的译著，在解释上完全以朱子的《集注》为准，并参以《语类》，而译文的文体则为现代日语口语，贯彻了仓石彻底摒弃旧式训读的理念。由于仓石的古典修养极深，全书又一依朱注，故其脉络前后一贯，译文简明流畅而准确，堪称《论语》日译史上的名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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