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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台湾于1964年出版了范寿康（1896～1983）的《朱子及其哲学》[54]，于1960年代末出版了牟宗三（1909～1995）的《心体与性体》[55]。前书简要，后书细密，但是均未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 三、1970年代的研究1970年代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尚处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还谈不上纯学术性的朱子研究。台湾方面，只有钱穆（1895～1990）的《朱子新学案》[56]值得一提。实际上从港台与欧美、韩国的整体研究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之前，朱子研究的厚度与深度均无法与日本相比。 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体合作与集体研究。以东京大学为首的东京学界与九州大学的楠本一门合作，继《阳明学大系》[57]之后，又召集了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推出了全十四册的丛书《朱子学大系》[58]。其书各卷目次如下：第一卷《朱子学入门》、第二卷《朱子的先驱（上）》、第三卷《朱子的先驱（下）》、第四卷《朱子文集（上）》、第五卷《朱子文集（下）》、第六卷《朱子语类》、第七卷《四书集注（上）》、第八卷《四书集注（下）》、第九卷《近思录》、第十卷《朱子的后继（上）》、第十一卷《朱子的后继（下）》、第十二卷《朝鲜的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上）》、第十三卷《日本的朱子学（下）》、第十四卷《幕末维新朱子学者书简集》。这套大型丛书视野开阔，收入了通论性的文章、专题研究、研究史回顾与朱子学书籍的译注。在时代上，笼括了朱子学的成立前史与明清以后的展开。在地域上，包含了朝鲜与日本朱子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此丛书还具有国际性色彩，其中收有海外学者钱穆、唐君毅（1909～1978）、宋晞、秦家懿（1934～）、陈荣捷（1901～1994）、安炳周（1933～）等为此书撰写的专题论文。即使自今日观之，这套丛书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几乎在同一时期，朱子学的集体研究在京都也悄然开始。京都学派从1970年起，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1912～2002）为中心，组织了前后为期六年的共同研究班[59]，这一项共同研究分两期：“朱子研究”（1970～1975）与“《朱子语类》的研究”（1975～1976）。柳田圣山（1922～）、岛田虔次、上山春平（1921～）、山田庆儿（1932～）、小南一郎（1942～）、清水茂（1925～）、三浦国雄（1941～）等京都方面各领域的学者均加入其中。共同研究班的主要活动是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研究班的成员们的课题是于各自的专门领域研究朱子。这个研究班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单篇论文以外，可以举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吉川幸次郎（1904～1980）与三浦国雄翻译的《朱子集》[60]，山田庆儿《朱子の自然学》[61]。 班长田中谦二本是元曲专家，他是因为对《朱子语类》中的近世口语感兴趣，才联合岛田虔次等人组织朱子研究班的[62]。而田中本人可以说是此共同研究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在这里拾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棵“路边草”（田中语）--《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并以此文震撼了国际汉学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这一专题研究并不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分两次刊载于《东方学报》（京都）[63]，直到2001年才被收入田中的《著作集》中[64]。由于《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影响太大，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特别言及。众所周知，《朱子语类》长达一百四十卷，收有朱子的九十七位门人所记录的一万多条语录，分别记录于1170年～1199年之间。这些语录与书简一样，基本上保留了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变迁的原始轨迹。那么，在读此书时，这些门人究竟分别在哪一年师事于朱子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田中主要根据《朱子语类》中的双行小注以及语录中的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的痕迹，进行了分类与比勘，并参以《朱子文集》以及宋人的文集等一手资料，对朱门弟子的师事年次分别做了详细的考证。由于这种研究“要同时梳理手中所握的几十根线头”，其难度之大，非外人可知。此书可见京都学派绣花针一般精细的考证功夫。这项研究一问世，就受到了朱子学研究者们的一致关注，成为研究朱子与朱门弟子及《朱子语类》的必读书籍。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田中对旧稿不断地加以修改与完善，《田中谦二著作集》所收的则是改订本。 《朱子集》实际上是《朱子语类》的选译，全书由三浦国雄撰底稿，吉川幸次郎审订而成。本书从《朱子语类》中选出120余条语录，类别为七章：《训门人》、《圣人可学而至》、《新古典学》、《世界的构造》、《对人性的凝视》、《异学批判》、《历史与文学》。本书不仅对每一条语录都加以绵密而详尽的注释，而且对近世口语的解释亦相当准确，至今仍是《朱子语类》入门的必备书籍。此外，据说此共同研究班的成果之一《朱子语类》卷一至卷六的译注，原定由岩波书店出版[65]，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三浦则是因参加田中谦二的共同研究班而转入到朱子研究的，他后来撰有《朱子と気と身体》一书，而他的根则扎在这个共同研究班。 薮内清（1906～2000）的学生，科学史家山田庆儿撰写的《朱子の自然学》是第一本系统地研究朱子的自然学的专著。该书目次如下：序章《被遗忘了的自然学者》、Ⅰ章《宇宙论前史》、Ⅱ章《宇宙论》、Ⅲ章《天文学》、Ⅳ章《气象学》、终章《从自然学走向人性学》。山田以《朱子语类》为中心，参以文集等资料，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在宋代科技史的大背景里，对朱子自然学的实态与理论构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京都学派的一系列研究中，洋溢着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氛围，这种态度与东京方面尊朱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大槻信良（1911～1991）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66]是一部考证性研究专著。该书先由作者在1952年末自费出了油印本，但流传不广，时隔20年后才正式出版了增订本。读《集注》之际，此书不可或缺。大槻遍查博搜了《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毛子水（1893～1988）在《序》中称其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绝非过言。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将朱子所用的典据，分入“古”、“近”、“新”三类，即汉唐的古注、近人（以二程为主的宋人）的注释、朱子的新义，藉此明示朱子不废古训与其自身的创新。 哲学家三宅刚一（1895～1982）的弟子山本命（1901～？）《宋時代儒学の倫理学的研究》[67]出版于1973年。虽然本书不是朱子研究的专著，但书中对道学（周张二程与朱子）的伦理学的理论分析，颇有可观之处。山本还认为儒教伦理学在整个人类伦理学史中，占有一个独特无比的位置。这一时期，将朱子与阳明并论的专著，有间野潜龙（1923～1981）的《朱子と王陽明--新儒学と大学の理念》[68]与高桥进（1928～）的《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69]。市川安司（1910～？）的《朱子--学問とその展開》[70]从四书学（主要是《大学》与《中庸》）与封事（上奏文）的角度，简明地介绍了朱子的学问与政治的特色。朱子的传记研究，有三浦国雄撰写的《朱子》[71]，作者明言想写一部一个人的传记，而非人格高尚的、被圣人化了的朱子，与同类的日文书籍相比，本书写得很细致，至今仍拥有很多的读者。小野泽精一（1919～1981）、福永光司（1918～2001）、山井涌（1920～1990）合编的论文集《気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72]第三部中收有几篇关于朱子学的论文。此书在199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影响。 在朱子学书籍的翻译与注释方面，进入1970年代其势头依然不减。除了前面言及的《朱子集》以及《朱子学大系》中所收《朱子文集》（选译）、《朱子语类》（选译）、《四书集注》、《近思录》的译本外，其他各种朱子书籍的译本亦层出不穷。关于《近思录》，就出版了汤浅幸孙（1917～2003）[73]与市川安司[74]的两种译本。战前的秋月胤继（1873～？）的译本[75]是典型的正统派，该书以叶采《近思录集解》为主，还参考了日本儒者中村惕斋（1629～1702）的《近思录示蒙句解》，但此译本已经绝版。汤浅与市川的译本均以同治刊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由于篇幅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两书的注解都写得很详细。汤浅译本在解释上的方针是“以周张还周张”、“以二程还二程”，而后提示出北宋四家的学说是如何被朱子学理解的。市川译本的特点是详查了各条的出处与语句的出典，并且用高攀龙序刊本（无注本）与朱之弼序刊叶采《集解》本做了细致的校勘。总体来看，日本自古以叶采的《集解》为主，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重视清儒江永的《集注》。荒木见悟在《朱子·王阳明》[76]有关朱子部分的十四章中，分类选译了《朱子文集》与《朱子语类》的一部分。“全释汉文大系”丛书收入了山下龙二（1924～）翻译的《大学·中庸》[77]，该书分“古”、“今”两种译解，前者以郑注与《礼记正义》为准，后者则依据朱子的注释，书中还附译了王阳明与王龙溪有关《大学》、《中庸》的五篇文章。此外，诸桥辙次（1883～1982）与其弟子原田种成（1911～1995）还选译了《宋名臣言行录》[78]。 在文献整理方面，以荒木见悟为首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编纂了“二程全书索引”，即《二程遗书索引》[79]与《二程外书粹言索引》[80]。衣川强（1939～）编纂了《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人名字号别名索引》[81]一书。衣川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同事田中谦二的协力，此书共花费了六年时间才得以问世。此书以四部备要本《宋元学案》、四明从书本《宋元学案补遗》为底本，是有关《宋元学案》与《补遗》的最为详尽的人名索引。此外，佐藤仁还编有《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82]。在朱子学文献索引的制作方面，佐藤仁付出的辛劳令人肃然起敬。此外，佐藤还撰有多篇有关朱子的专题论文，但至今未结集出版。不仅仅是朱子研究领域，其他从事中国古典研究的日本学者很多都参与文献索引的制作，扩大了索引的范围，提高了索引的精度与效率，令学术研究的内涵趋向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