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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研究之深入，与各种文献索引编纂之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朱子文献的整理方面，后藤俊瑞于1950至1960年代初，编纂了《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其中包括《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30]与《诗集传事类索引》[31]三种。与一般的索引书籍不同，其书的体裁并非是“一字索引”，而是分门别类的“语句”索引。这一系列索引书籍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通观1950年代，朱子思想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专著出版，但是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刊行了大量有关朱子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与积蓄阶段。 二、1960年代的研究通过潜忍不发的长期积蓄，使日本学界在1960年代步入了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并迎来了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第一个出版高峰。 首先是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32]一书的出版，此书在日本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楠本生于儒学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是宇野哲人的弟子，与后藤俊瑞被称作继承了宇野学统的“双璧”。楠本曾游学德国，后来在九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三十余年，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佐藤仁（1927～）、福田殖（1933～）等皆出其门下。《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分“宋学”与“明学”两部分，此书虽然是宋元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但涉及朱子与朱门诸子的章节（第一编第四章）亦颇有发明。比如楠本用“全体大用”来概括朱子的思想体系，认为朱子的这一思想为黄榦、陈埴、陈淳等弟子所继承。楠本的目光停留在朱子的社仓法与《仪礼经传通解》上，认为两者均是“全体大用”之学的产物。在详细地论述了社仓法的发生、内容与理念后，楠本指出这一政治实践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楠本及其一门的学术特色是讲究“体认”与“为己”，这种学术上的性格，使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做出共感性分析，其结论多发人所未发。这一派的学术特色，是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 楠本正继的弟子荒木见悟在1963年出版了《仏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を形成するもの》[33]。该书由《序论：本来性与现实性》、第一章《华严经的哲学》、第二章《圆觉经的哲学》、第三章《朱子的哲学》、第四章《王阳明的哲学》、《结语》构成。全书的基调建立在“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构架之上，而内在的脉络则为“华严·禅--朱子学--阳明学”。在第三章《朱子的哲学》中，荒木先详细讨论了与朱子有密切关系的大慧宗杲的立场。荒木认为朱子与大慧宗杲在实践意图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两者均强调日常性的重要，如大慧宗杲排却“空虚寂灭”、“兀坐澄心”、“记诵词章”、“博闻多识”等立场，朱子亦反对沉溺时文、耽湎于章句之穿凿的态度。但朱子抓住禅宗的“现实性--本来性”的倾向性，批判了大慧标榜的证悟主义，举出禅体验的超越人情、无法对应复杂之现实等弊害。荒木着眼于“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主层面，论述了朱子的学说建设。认为“朱子的哲学是由于剜刺佛老之肺腑而构成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特异的‘深造自得之学’”（367页），从大慧向朱子思想的转移意味着“本来性的现实化样式的转移”（256页）。历来对此书的评价均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展开，笔者认为在论述朱子的部分，荒木深挖朱子有关日常性的思考获得了成功，把握住了朱子学在实践方面的本质。后来，荒木继续以儒佛之间影响互动的视角，对明代思想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34]。 《朱子の倫理思想：続朱子の実践哲学》[35]是后藤俊瑞的遗稿，由其弟子整理出版。后藤是名副其实的朱子专家，撰有多种朱子研究的书籍，战前出版的有《朱子の実践哲学》、《朱子の哲学》[36]以及传记《朱子》[37]，在朱子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本书由第一篇《规范论》、第二篇《德论》、第三篇《实践论》三部分构成，分别探讨了“道”、“礼”、“穷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造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篇第六章的结尾，后藤特别论及了“恕”的现代意义，他认为“恕”乃是社会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恕”之实践可以开出真正的民主主义。从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位朱子学者在晚年的现实关怀。 友枝龙太郎（1916～1986）《朱子の思想形成》[38]是战后朱子思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全书目录如下：《序论》、第一章《意识的问题》、第二章《存在的问题》、第三章《知识与实践的问题》、第四章《朱陆异同及其背景》、《结论》、《附录》（收录三篇论文）。友枝毕业于东京大学，是宇野哲人的学生。本书长达五百七十余页，全面地再现了朱子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哲学性传记”来读。笔者以为，对朱子知识论的诠释部分乃全书之白眉。友枝认为，在朱子的知识论里，“反省知”介在于“直接知”与“悟觉知”之间，而朱子的格物说与其“社仓法”、“经界法案”、“水稻生产技术的指导”等一系列政治实践是密切相关的。在第三章，友枝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朱注的分析，指出：“知犹识也”的“知”乃“识别心解知”、“识别反省知”，其极处即“豁然贯通”的“悟觉知”，而“朱子格物致知说的特色，就在于‘识别反省知’的使用与事物的对象化，此立场不见于禅学及陆学”（365页）。友枝强调朱子的立场乃根据“识别反省知”对事物的所以然之则的究明，以及此知识立场在中国近世的重要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友枝在第四章分析朱陆学说的差异时，从两人家庭背景的影响寻找根本原因。友枝认为，陆象山生于大家族，其家“累世义居”并“合族而食”，族人分工明确，协力维系大家族的生活。生活在这种宗族共同体（血缘共同体）里的陆象山，重视“爱哀钦敬”之心，主张“心即理”、“此心此理充塞宇宙”，其论理是寻求一种直接性的统一。而朱子则生于下级官吏之家，一直生活在小家庭里。朱子中举之后，靠自身仕官的俸禄生活，因而朱子着眼于家族、村落、国家的等级性，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对立，朱子的学说则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与对立而寻求统一。这些独特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朱陆异同的新视角。此外，附录中有关《朱子语类》及《诗集传》的研究，亦有可观之处。本书文体明白通畅，而且考证学与哲学分析在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提示了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39]的作者岛田虔次（1917～2000）撰写了《朱子学と陽明学》[40]。此书乃概论性书籍，岛田继武内义雄（1886～1966）的《朱子·王阳明》[41]之后，再次将朱子与阳明放在同一个思想史的脉络里进行叙述，书末还专门论述了李贽。此书简短扼要，便于初学，因此不惟日本，在海外亦有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书中多处可见“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之类的词语。与《朱子学と陽明学》同一年出版的还有日本思想史专家守本顺一郎（1922～1977）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42]，该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研究。守本将朱子学作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来把握，对“朱子学的历史性构造”、“朱子的生产论”、“朱子学与佛教”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书中还随处可见丸山真男（1914～1996）的朱子学认识[43]对作者产生的影响。从岛田与守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可以推知当时的日本学者对大陆学界的关注以及所受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朱子书籍的翻译与注释进入了一个丰收阶段。仅《大学·中庸》就有岛田虔次[44]、赤冢忠（1913～1983）[45]、金谷治（1920～2006）[46]、俣野太郎（1918～？）[47]的四种译本。其中，以岛田虔次的译本影响最大。岛田的翻译全部依据朱子的学说，在文献上不仅参照了《朱子语类》与《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还援引日本儒者太田锦城（1765～1825）的《中庸原解》、佐藤一斋（1772～1859）的《中庸栏外书》等，从时代背景、思维的过程等角度做了细致的解读。在解说《大学》时，岛田特别举出王阳明的学说，以示朱王之异同。赤冢忠的译本则兼收汉唐的古注与朱子的新注，其中〈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是以唐代石经《礼记》为底本，而〈大学章句译注〉与〈中庸章句序译注〉则依据的是吴志忠的嘉庆刊本《四书集注》。金谷治的译本在解释上，以朱注为主，还参考了清儒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等。俣野太郎译本的《大学》部分全依朱注，《中庸》部分则以郑玄与孔颖达的古注为主。 1967年，明德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新书”出版了宇野哲人翻译的《论语》[48]。本书本是宇野在汤岛圣堂的讲义，书中的解释以《论语集注》为主，文字简洁明快。本田济（1920～）翻译了《易经》[49]，译者乃易学专家，本书以《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解释以朱子《周易本义》为主，并参以《伊川易传》等书，如今已成为《易经》入门的必备书籍。《小学》则出了两种译本，宇野哲人之子宇野精一（1910～）的译注[50]是全译本，其底本是和刻覆陈选《小学句读》。四年后，宇野精一的弟子远藤哲夫（1926～）的译本[51]只翻译了《小学》中的〈外篇〉。山崎道夫（1904～？）选译了《近思录》中的一百四十余条[52]，这个译本的特点是在解释上全依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佐藤仁翻译的黄榦《朱子行状》[53]，是以文化元年（1804）的和刻本为底本，书前还附有写得很细致的解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