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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美国研究机构，从1964年成立的“点”经过“室”和“中心”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最有影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和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30年前根据毛主席“反修放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成立了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在武大、南开、北师大等高校当时都紧急组织力量开始涉外研究，北师大的外国问题研究室主要研究美国教育，日本教育和苏联教育问题。南开的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年方面来无论在出人材和出精品，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成绩显赫，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一书的《序》中谈到“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时指出：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培典研究基础，进而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影响。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杨先生强调坚持、坚持、再坚持，而要长期坚持并非易事。张友伦先生在《序》中谈到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交班”时物色到“人品好、才华出众、学术造诣十分突出的学者”李剑鸣作为新的学术带头人，这样“有了新的带头人和杨生茂先生的声誉、学术地位这样宝贵的无形资产，美国史研究室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喜人的成绩”，并预言“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史研究室还会不断兴盛”。这些分析符合实际，令人信服。 我自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和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同行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多年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我国各个美国史学术机构的发展变化，从比较分析中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学术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的承传和发展关系学术机构的命运。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尽管由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大起大落，除了“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维持发展势头。这和南开同时起步具备相同学术实力的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要好得多，比起东北师大、南京大学也要好些，比起山东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师大都要好。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在学术带头人的选班、交班和接班问题上，可以说其他高校都难以和南开相比，可见这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关系何等重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往往和学术带头人自身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运行机制特别是行政干预上面。这种现象值得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美国史机构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美国学术机构和美国学者交流、组织和扩大派出“留学”“访学”活动中卓有成效，成绩显赫。《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中提供的一系列数字显示：南开学人历年来出国访问研究22次，国内外讲学25次，参加国际会议24次，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57次，并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其规模来说超过了其他高校同类的美国史机构。这对于大大缩短南开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研究的差距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1990-2002年，南开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杨生茂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张友伦（1986-1996）和李剑鸣（2003-）担任了三届学会理事长的重任，不仅对推动学会的发展起了核心作用，同时也使南开在中国美国研究中享有盛名，加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在全国美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优势学术地位。客观地说，南开美国史研究者中的理事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者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同时有助于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全国起到了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第四，从1984年起，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南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获得美国史博士点授权的高校之一，经过20年的连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44位，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其中有的人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一显身手。尽管和北京相比，南开的区位优势不如北京的高校，但是南开队伍建设和学术力量的优势弥补了区位优势上的弱点，吸引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生员，而北京一些高校与南开相比为之逊色。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当然，有了博士点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南开不以量取得重在精心培育，这个经验尤其值得时下博士扩招中需要极度关注确保培养质量借鉴的。 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有鉴于此，我希望今后南开能够及早主办新一届中国美国史年会，以满足全国美国史学界同行学习南开经验的愿望，因为迄今南开尚未主办过一届美国史年会，京津鲁冀豫地区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杨先生年事已高，难出远门，人们有理由能够期望再次聆听杨先生的教诲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来到来南开学习南开经验，从这次纪念活动中，杨先生见到不少同行显得格外兴奋。同时我还建议南开美国史研究中心投入力量建设富有特色的南开美国史网站，做到资源共享，使南开和我国的美国史的研究成果推向全国和世界。南开具备这个学术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条件，罗宣博士还在南开开设了《史学电子资源利用》和《美国史网络资源概论》两门课程。我们有利用指望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网络化资源共享方面加快缩短和美国学术机构差距的步伐。 （说明：本文是2004年6月20日在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为纪念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研究室成立40周年而举行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的发言，发表时 所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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