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中的和平派则强调英美同盟。如詹姆斯·霍斯莫尔（James k,Hosmer）赞美了“英语民族兄弟情谊”，认为它足以应付来自斯拉夫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挑战。
    霍夫斯塔特把这一种族主义归因于二，其一，是对本种族衰落的担忧；其二，是对“黄祸”蔓延的恐惧。霍夫斯塔特指出，在1905至1916年间，美国对日本的恐惧达到顶峰。甚至杰克·伦敦都醒悟到盎格鲁--萨克森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如果日本人的组织及统治才能驾驭住庞大中国人口的巨大工作能量，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霍夫斯塔特还评析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他认为该政策体现了“进步主义传统用道德术语诠释国家政策的胜利。”关于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要性，威尔逊称之为一场“使民主在世界更安全”的斗争，从而把美国的干涉“置于尽可能崇高的境界上”。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并非只是在保护自己，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在扬基“责任感”和精神（ethos）的感召下，在他人的长久期待中，履行着对世界秩序及世界民主的广泛责任，正像美国人为自己的制度而斗争一样。[①g]
    路易·哈尔兹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弱点。在谈及“美国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时，他认为有两种倾向。第一种表现，作为“生而平等”的民族，美国人有一种心理上的遗产，即一种强烈的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absolutism）。当产生思想之间的交锋时，这种“思维框架”（frame of mind）会自动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因把外部事物视为不可理喻，便妨碍了美国在国外的创造性活动；其二，在国内它通过对“疑外”心绪的煽动，助长了歇斯底里的发作。第一种表现的根源是“逃离世界”，“逃离欧洲”的孤立主义原则。它建立在一种坚强的信念之上：美国对自由主义的享有正在于她逃脱了病入膏肓的旧世界。
    “美国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在进入20世纪后更显突出。哈尔兹指出，因为“美国主义”的绝对道德化倾向，当它接触到世界事物时，“孤立主义”时而被其孪生姐妹“弥赛亚主义”所取代。美国似乎一直在这两种极端中摇摆不定：要么远离外部世界；要么“热情洋溢”地去拥抢世界，“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被激发起来，要么从‘外部’事物前撤退，要么去改造它们，两者不能共处。”
    在论及冷战时期的对苏关系时，哈尔兹指出，因为当前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美国的“思维框架”便提供出简单朴素的观念与对方抗衡。然而，“因为美国自由主义信条不过是一个‘潜在水中’的信念……，显然它是一种不易被其它民族欣赏和理解的理论。”[①h]
    哈尔兹认为，美国目前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出口’的东西？”而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东西？”[②h]哈尔兹说：“我们不但被告知，美国史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定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还被告知，我们，而非俄国人，是地球上最革命的民族。”
    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何在？哈尔兹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缺乏社会革命的经历。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美国人极端的思维方式，而且在一系列具体方面，造成了美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交流中的困难。因而美国人很难理解欧洲的“社会问题”，对亚洲的更深刻的社会斗争就更不熟悉，以致于把反动的政权当作“民主的”来对待。所以，面对当前的世界，美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层次”，一种对非理性的洛克主义的超越。在此过程中，应同时加强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别人的理解。[③h]
    哈尔兹在本书结尾强调了他的主题：一个“生而平等”的民族能够理解其他同样也是因历史和环境而造就的民族吗？这个“生而平等”的民族是否已了解了自己？
    其实，即使是右翼的“统一”史家布尔斯汀，在赞扬美国政治传统时，也有意无意地指出其缺陷，特别是美国与世界打交道时的局限。布尔斯汀指出：美国制度优点的本身就解释了美国为何不能创造一种“哲学”；美国的地理历史条件使我们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使我们无法用标语和信条概括出美国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美国的特殊条件“使美国人在世界理论之林中拿不出一个可以输出给世界其它民族的理论”。在《特质》一书中，他强调了如下基本论点，劝别国人民模仿美国是最最非美国的作法；我们不应当要求别人接受美国的“哲学”，因为美国没有任何哲学可供输出。
    他特别警告说：“如果我们以‘美国民主哲学’这一武器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④h]因为“美国的特有优势帮助我们逃脱了欧洲的哲学教条，从而使我们不善于，也不喜欢政治理论。”对美国史独特性的理解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何美国的政治生活理论未得到明晰的阐述和表述，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何美国的制度无法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因此，在当前的世界斗争中，我们不可指望其他民族皈依美国的政府理论，更不应试图通过对美国制度的移植把东欧从共产主义之下解放出来。”
    “统一史学”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形势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在美国史学界的反映。从美国史学史的内部发展看，它是对“进步主义史学”的直接挑战与批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统一史学”当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把视点聚集于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及行为，强调美国社会的单一性、连续性、和谐一致性，不但把美国黑人、妇女及其它民族排斥在外，而且抹杀了美国历史中的矛盾、分歧，淡化了经济利益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影响。难怪自60年代起，它遭到了美国“新史学”的巨大冲击。
    但是“统一史学”，特别是其左翼的贡献不容抹杀。首先，它把“思想传统”的作用引入历史的研究，使历史解释本身更加丰富和复杂，纠正了“进步主义”史学只强调经济因素的简单化倾向。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剖析将作为超越时代局限的精辟总结长留于世，例如：“盎格鲁--萨克森种族至上论”；“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相互竞争和转换；高度“道德化”的保守主义；哲学理论的缺乏能引起的实用主义；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美国价值”的世界普遍性观念；极端的非理性的自由主义。这些近半个世纪前的中肯分析，仍然值得当今及至21世纪的美国人民认真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