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11年，蒙古国发动了对金战争。1234年，蒙古国灭金，统治北方广大农业区，即所谓“汉地”。原来金朝统治地区内，燕京、平阳二地是图书出版的中心。燕京原名中都，是金朝都城所在，1215年，蒙古国占领中都，改称燕京。这个城市虽然遭受很大的破坏，但仍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手工业，刻版印书亦未中断。耶律楚材在戊子年（1228年）于自己家中刊印他的《西游录》[1]，灭金的一年（1234年），楚材的老师燕京名僧万松著《释氏新闻》，楚材“请刊是书行于世，因为之序”。同年，他为李纯甫的遗著《榜严外解》作序，文中说：“老师（指万松老人——引者）助锓木之资，欲广其传。”[2]两书是否刊印不可得知，但由这些动议可以想见燕京当时仍有刻版印书的能力。乙未、丙申年间（1235-1236年），南宋使臣“在燕京、宣德州见有历书，亦印成册，问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颁行，鞑主亦不知之也”[3]。可知耶律楚材曾自行刊印历书。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此后不久，名士姚枢一度任燕京行省郎中，因对行台长官不满辞职，便到辉州（今河南辉县）苏门聚徒讲学。他“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4]。姚枢自己在燕京刻书，还鼓动杨中书（杨惟中）、田和卿尚书等在燕京印书。可见私人印书在这一时期的燕京是颇为流行的。当时印书一般都用雕版印刷，姚枢教弟子杨古用活字印刷术印书，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杨古活字印刷的地点，不外燕京、苏门二处，可惜已无法查考。这一时期燕京刊刻的书籍流传至今的，有赵衍在丙辰（1256年）刊印的唐代李贺诗集《歌诗编》[5]。平阳在金代亦是一个刻书中心，在蒙古国时期仍在继续。全真道主持的规模很大的《玄都宝藏》便是甲辰年（1244年）在平阳玄都观完成的，历时八年。平阳张氏晦明轩在金代便以刻书闻名，这一时期继续出版各类书籍，有《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书问世，流传至今。燕京、平阳之外，还有一些地方也在刻书，例如，壬寅（1242年）孔元措在曲阜刊印《孔氏祖庭广记》、丙午（1246年）析城（属邓州，今河南邓州）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文化凋敝，印刷的书籍为数不多，而且都是私人经营的。
    在蒙古前四汗时期，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书籍出版机构。蒙古灭金后，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在1236年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6]，这一举措常为研究者看成元代官方出版事业的肇始（注：据目录学家缪荃孙说，中统二（1261年）平阳段子诚刊行的《史记索隐》，“刊于平阳经籍所”。这是目前所知惟一与经籍所有关的书籍（见《嘉业堂藏书志》第122页，复旦大学出版，1997年）。如此说可信，距离经籍所始建已有二十余年了。）。其实，这不过是耶律楚材在战乱之中为了保护部分“汉地”名流，使他们免于刀兵之灾冻饿之苦的措施，用意主要不是编纂出版经籍。至于有的著作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可能是编修所、经籍所的作品，则是没有根据的。《元秘史》原来是用蒙古文写成的，后来才译成汉文，由汉人组成的编修所、经籍所怎么可能编撰蒙古文史书呢！何况，此书所述，是蒙古大汗家族的早期历史。一直到元代中期，蒙文史书《脱必赤颜》对外还是保密的，金朝灭亡之初，汉人更不会接触到。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社会经济逐渐复苏，文化事业也有所起色。忽必烈设置了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官署，其中便有专门刻书的机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各方面对书籍的需要增多，“汉地”民间印书业亦得以逐步恢复。原宋朝统治下的南方，书籍出版事业兴盛，改朝换代，对此并无多大影响。在全国统一以后，无论南北，图书出版业都有相当的规模，但南方明显超过北方。仁宗朝（1312-1320年）重开科举取士，带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书籍的出版更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元代中期以后出版事业比前期有更大的发展，无论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增多。
    二
    元朝的印刷出版事业，可以分为官府、学校、民间和寺院四个系统。
    元朝中央政府内设兴文署，“掌雕印文书”，有署令、署丞，下设校理、楷书、掌记等工作人员，雕字匠四十名，印匠十六名。兴文署初设年代不详。至元四年（1268年）改编修所为宏文院。六年，迁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并入宏文院。宏文院此后未见记载，可能与兴文署有一定关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朝设秘书监，同年十一月兴文署“交属秘书监”。十三年，兴文署并入翰林国史院[7]。至元十五年四月，元朝政府“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8]。这些书版应该就归于兴文署。但此后兴文署一度撤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9]，秩从六品，隶属于集贤院。兴文署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正式出版机构，据说曾刊印过《资治通鉴》和胡三省的《通鉴释文辨误》（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4《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21。按，吴哲夫认为，兴文署出版雕印力量有限，胡注《通鉴》卷首王磐序系伪造，兴文署出版胡注《通鉴》之说实不可信，见《元兴文署资治通鉴版本问题疑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0卷第2期）。但是关于它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就它的人员配置来看，印刷的规模实际上是有限的。元朝后期，文宗图帖睦尔爱好中原传统文化，为此设置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机构。艺文监下有广成局，“秩七品，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10]。这也是一个官方的出版机构。但是广成局的情况也是不清楚的。从现有的纪载来看，兴文署和广成局两个正式出版机构似乎没有刊印过多少书籍。元朝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重要书籍，常常指令行省雕版印造。如辽、金二史修成后，便“将这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各印造一百部上送。宋史修成后，亦由中书省指令江渐行省“精选高手人匠，就用k23p107.jpg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11]。御史台将有关文书先后编辑成《宪台通纪》和《宪台通纪续集》二书，前者“于南台官钱内应付开板纸札工本”，开造印书，后者“于南台脏罚钱应付工本纸札，教浙西廉访司”印造[12]。这些书籍分别由江浙和江西行省、南台、浙西廉访司直接派遣官员，招募工匠，开工印造，不经过出版机构。中央一些机构也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通过中书省，指令行省印造某种书籍。如大德四年（1300年）太医院刊行的《圣济总录》（这是宋徽宗时纂修的一部医书），是由江浙行省派官监督印造的。司农司几次刊行《农桑辑要》，都是通过中书省，奏奉圣旨，交给“江浙行省开工印造”的[13]。以上中央刻书大多指定江浙行省承担，一则因为江浙财力雄厚，二则江浙刻工、印刷水平较高。但总的来说，元朝中央政府刊印的书籍是有限的。至于地方各级行政机构（行省、路、府、州、县）下面都没有专门的出版机构，一般也不过问书籍出版事宜。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佑在福州“命工翻刊”“蜀本《通鉴》”，于二十八年刻成”[14]（p.234），这应是他个人的兴趣（注：此本栏外有“解物人沈盛、沈茂”字样，下有花押，说明刻成后曾解赴中央。此书或亦系中央下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