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刻书之另一种，便是私宅刻书，或称家刻。这种刻书方式在中国由来已久。前面说过蒙古国前四汗时期耶律楚材家中曾自行刻书，元朝统一以后，家刻仍然存在，一般采用“家垫”的名义。最有名的是相台岳氏荆溪家垫刻印的《九经三传》；相台是义兴（今江苏宜兴）古名。（注：此书过去一般认为是南宋岳珂家塾刊本。经张政烺先生考定为元刊本，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第166～188页，中华书局，2004年。）此外有花溪沈伯玉刻《松雪斋文集》，花溪在浙江归安。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元代私宅刻书为数有限，比不上前代。叶德辉说：“元时私宅刻书之风，亦不让于天水。”这个说法是可疑的。事实上，他所列举“元私宅家塾刻书”，有不少其实是书坊刻书，如刘君佐翠岩精舍。
    元代宗教经典刻印颇为兴盛。道教有《玄都宝藏》，始于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成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历时八年，役工五百有奇，成书七千八百余卷[30]。佛教经典印造颇多。“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31]。金燕京有弘法寺，“收贮经板”[32]。这批经版原是金潞州（今山西上党）女子崔法珍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雕成的，后进献朝廷，安放在弘法寺内。太宗（即窝阔台汗）雕补的藏经，即指此而言。“弘法寺藏经有板，经乱之后，师（善选——引者）亦被命校勘，补其阙遗”[33]。耶律楚材有《补大》藏经版疏》，亦为此而作[34]。后来，忽必烈因“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35]。忽必烈曾印藏经三十六部，分赐外邦他国，应即此藏。弘法寺所藏经版经过雕补曾经印造应无问题，但能否称为《弘法藏》（即是否成为一种新的大藏经）则存在争论。至今意见不一[36]。这是有明确记载在大都印造的一种大藏经。元朝后期英宗到顺帝初期，元朝政府可能在大都刻印过另一部大藏经”[37]。元代南方至少有三部大藏经版。一种是《碛砂藏》，它是南宋时期平江府陈湖（今属江苏吴县）碛砂延圣寺刊印的一种藏经；始由民间捐助，僧人负责，入元以后，得到地方官员的赞助，补刻部分经版，刊印流通。另一种《普宁藏》是余杭（今浙江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刊行的一种藏经。普宁寺是白云宗的一所寺院，元朝灭南宋后，白云宗领袖争取到皇室和国师的支持，向信徒募缘，用十余年时间，雕刻经版，印刷流通。还有福建建宁路建阳县（今福建建阳）报恩万寿堂刊印的《毗卢大藏经》，报恩万寿堂是白莲宗的寺院[38]（p.103-105）。除了这几部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大藏经[39]”。大藏经篇幅浩大，雕印费工，印成以后，主要贮藏在大的寺院。还有一些寺院，刊印若干佛教经典，供僧尼和信徒使用。例如中兴路（路冶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刊印的朱墨两色套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三
    以上讲的都是汉文书籍。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府提倡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印刷出版各种民族文字的书籍，是元代出版业的一大特色。元朝政府曾组织力量将一些儒家经典翻译成八思巴体蒙古文或畏兀式蒙古文，其中有的还印刷出版，见于记载的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40]。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即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仁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仁宗——引者）曰：治天下者，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41]。同年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42]可知这一年曾同时刊行《大学衍义》、《孝经》和《列女传》的蒙文译本。现在流传下来的蒙古文、汉文合璧《孝经》残本（藏故宫博物院），应即此时的作品。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43]。理学家许衡、许师敬父子纂辑历代帝王嘉言善政为一书，名《皇图大训》，此书由人“润译以国语”，元文宗认为“此书有功于世道”，而且“文字尔雅，译说详明，便于国人，故首命刻之”[44]。所谓“国语”即蒙古语，“国人”即蒙古人。以上几种是有明确记载的正式刻印的蒙文翻译作品，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这些都是官方安排刻印的，元文宗时设立的艺文监，其职责之一是“以国语敷译儒书”，下设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45]。除了经史的翻译之外，还有其他民族文字出版佛教经典。早在13世纪中叶，西夏故地即有人刊印西夏文佛经。元世祖时代政府主持雕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版，共三千六百余卷，同时还雕刻华严诸经忏版。大德六年（1302年）完成，地点是杭州大万寿寺。当时印造三十余藏，施于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永昌（路治今甘肃永昌）等处寺院。后来又陆续加印。此外还有活字刊印的西夏文佛经[46]（p.198～211）。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有位著名翻译家畏兀人迦鲁纳答思，他“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诸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47]。自19世纪后期起，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大批回鹘（畏兀儿）文佛经，其中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就是迦鲁纳答思翻译的，现存此经残片大多为印本。还有一件畏兀儿字佛经残卷，有“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于甘州印刷”字样。说明直到元朝末年仍在刊行畏兀字佛经。
    中国古代的印刷可以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起源较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活字印刷有明确记载，则自公元11世纪由毕昇始创。毕昇使用的活字用胶泥制成。南宋丞相周必大曾试行活字法，但总的来说，在宋朝活字技术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活字技术传入西夏，目前已发现十余种西夏文活字印刷物[48]（pp.38-54）。似可认为，西夏的活字印刷已有相当规模，木活字或是泥活字，尚难断定。蒙古前四汗时期，姚枢曾命弟子杨古以活字印书，已见上述，杨古所为应和毕昇一样是泥活字。13世纪末14世纪初，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王桢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尹，制作木活字，用来刊印《旌德县志》，获得成功。他在自己的著作《农书》后面，附载《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概括地叙述刻字、修字、贮字、排字和印刷的工艺流程，这是中国印刷史的一篇珍贵文献。但是，元代印书一般仍是采用刻版的办法，活字印刷是罕见的，元代后期，奉化（今浙江奉化）知州马称德曾用木活字印刷《大学衍义》[49]。可惜的是以上所说两种木活字印本都没有保留下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御试策》，刊印于顺帝时，应是活字印本。但所用是何种活字，至今无定论。敦煌曾发现大量畏兀文木活字，已知存世有1014枚[50]（p.90）。这些畏兀文木活字的时代无确切资料可以断定，元代畏兀人大批迁至河西走廊定居，因此这批木活字属于元代的可能性是很大。
    一般认为，元代刻书有几个特征。即所谓：黑口，赵体，无讳，多简[51]（pp.213-215）。所谓“黑口”，就是每一片中的上下两端，有墨印的又宽又粗的黑条子。但亦有不少书籍是白口的例子。“赵体”即赵孟頫的字体。赵孟頫是元朝的艺坛领袖，他的书法风行一时，在书籍刊印上也得到表现。但这主要是在仁宗以后，以前不多见。“无讳”即不重视避讳。避讳指言语或行文时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行文时常用同义或同音字代替，也可用原字而省笔画。避讳起源很早，到唐、宋时期，政府和社会都很重视避讳。忽必烈推行汉法，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对地方政府上进的表章格式作出规定，其中之一是“御名庙讳皆合回避”[52]。这一规定以后曾不止一次重申，仁宗时实行科举考试，规定“试卷不合格”，首先便是“犯御名庙讳”[53]。也就是说，提到皇帝的名字和庙号就不录取（注：元代科举考试时应试考的对策中常提到“太祖”、“世祖”等庙号，但均高一格书写（见《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壬集）。犯庙讳可能指没有抬高一格而言的。）。但对书籍出版并没有类似的要求。因此在元代刊印的书籍中可以说看不到避讳的迹象。“多简”指元朝刻书多用俗字、简体字，这主要见于书坊印刷的供民间阅读的书籍如日用类书、法律文书，小说、剧本等。但一般经史子集都不用俗字或简体字。
    以上对元代出版事业作了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朝代的更替，并未导致出版事业的衰落，有元一代出版事业仍有发展。从地区来说，在元代，南方的出版事业比北方更为繁荣，尤以福建建阳为最。从时间来说，中期以后比前期更为兴盛。元代的出版，以汉文书籍为主，此外有为数可观的其他民族文字书籍，这是元代出版事业的一大特色。
    【收稿日期】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