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学校（包括各级官学和书院）在书籍出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元朝的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学田和房产，可以收取地租和房租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有的地方学校田产众多，除了日常开支外还有羸余，便可用来刻书。元朝地方政制，分行省、路、府、州、县，行省不设学校，路、府、州、县均有儒学。一般来说，路学规模较大，府、州、县学规模有限，有力量刻书的，主要是路学。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曾罗列见于明、清两代著录的元代学校刊本共五十种左右，绝大多数为路学刊本，个别为州学、府学刊本，亦有以路学为主，联合州学、县学共同刊行者。从地区分布而言，刊行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儒学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有浙西（嘉兴路学、杭州路学、平江路学、无锡州学）、浙东（绍兴路学、庆元路学、婺州路学）、江东（宁国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江西（赣州路学、瑞州路学、信州路学、临江路学、龙兴路学、抚州路学）、福建（漳州路学、福州路学）等地区，位于江北的只有扬州路学和中兴路学[15]。扬州路治即今江苏扬州，中兴路治即今湖北江陵，两地都邻近长江，亦是富庶之地。这五十种左右书籍，从时间来区分，刊行于世祖到武宗时期的有十余种，刊行于仁宗至顺帝时期的有三十余种，特别是顺帝时期，近二十种。也就是说，元代地方儒学的书籍出版，就地区而言以江南路学为主，就时间而言以仁宗至顺帝时期为主。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情况，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地方儒学刻书可以成宗大德年间“九路刻十史”为代表。此事始于大德九年（1305年），参与者为宁国路学、徽州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太平路学、池州路学、信州路学、广德路学和铅山州学，实为八路学、一州学，原计划刻十七史，但只完成十史。后来集庆路学藏有各种史书的版片，很可能便是此次“九路刻十史”的产物[16]。
    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始创于唐朝，宋朝趋于兴盛，进入元朝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地方儒学一样，书院也有学田，用来维持日常的开支，富裕的书院有余力可以刻书。书院刻书的情况与地方儒学大体相同，亦以江南各地书院为主，以仁宗至顺帝时期居多。书院刻书以杭州西湖书院最有名。有时书院与地方儒学合作刻书，如《至正金陵新志》便是由集庆（元文宗时改金陵为集庆，即今江苏南京）路学与溧阳州学、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共同刊行的。溧阳、溧水均属集庆路，明道书院在集庆。
    地方儒学和书院刊刻的书籍，以经、史居多，前代或当代名人的诗文集亦占相当比重，此外有医书、字书、类书等。儒学和书院刊行的书籍，一般来说，不以牟利为目的，质量较好。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勖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7]书院刻书的优点，儒学也是具备的。书院和儒学刊行的书籍，很多是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部门下达的任务。中央机构如，史学家苏天爵的名著《国朝文类》，经翰林国史院官员建议，由中书省“移咨江南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后来由西湖书院刻版印行”[18]。地方监察机构即各道廉访司。上述“九路刻十史”便是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发起，廉访司“遍牒九路”，由九路（实为八路一州）儒学协力完成的[19]，九路（八路一州）都是江东建康道行使监察权力的地区。又如，至正五年（1345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根据廉访使沙剌班的建议，行文抚州路儒学，刊印虞集的文集《道园类稿》[20]。后至元五年（1339年）江北淮东道廉访司根据廉访使苏天爵的建议，上报御史台，要求刊印马祖常的文集。经御史台批复后，“发下本路（扬州路——引者）儒学，依上刊板，传布施行。”此前扬州路儒学还曾根据监察部门的要求刊行王结的文集[21]。由廉访司发起印书的例子还有不少。前已有人指出，中央机构和地方监察机构下达印书任务，“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22]这是因为江浙一带儒学、书院经费比较充足的缘故。此外也有地方行政机构下令学校印书的情况，但为数不多。明代有人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23]博学如钱大昕亦说：“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24]这种说法流行颇广，迄今仍有人相信，甚至以此断言元朝各级政府对书籍出版实行严格的管理，并进而推论在这方面元代比其他朝代表现更为突出。这显然是上面一些例子造成的以偏代全的误会，事实上由政府指令出版的书籍为数有限，书院、儒学刊行的书籍，还有很多是自己决定的，与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机构无关，并不存在普遍由各路呈报并经“翰林”审查批准的问题。而且，大量民间出版的书籍，都与政府机构没有关系。总的来说，有元一代，政府对书籍出版是很少过问的，并不存在严格的管理。
    元代民间出版事业相当兴旺。当时的民间出版事业可分私宅印书和书肆印书两种，而以书肆为主。叶德辉曾将宋、元两代民间印书事业加以比较，他说：“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伙，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25]以地区而言，元代民间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的建宁路（路治今福建建瓯市），特别是建宁路下辖的建阳县（今福建建阳市），在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麻沙和书坊（注：麻沙、书坊（崇化）两地相距十里，人们习惯将两地刻本统称为“麻沙”本。）（即崇化）就在这里[26]（p.118）。建宁古称建安，早在南宋时期，建安就“号为图书之府”[27]，元代，建阳书坊名称可考者近四十家，其中著名的有余氏勤有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等。“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28]。这种情况，继续到元代，余氏勤有堂仍是当地出版业的龙头。建阳之外，杭州、大都、平阳等地，都有相当规模的书坊。此外，其他地区亦有一些印书坊肆。
    叶德辉说：“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29]其实，坊肆所刻书籍中，经史子集亦占相当比重，因为在当时经史及诸子中亦有能赢利的畅销书。以余氏勤有堂而论，所出书现存而年代可考者有二十种左右，其中经、史即有十二种，文集两种。上述建阳其他书坊亦都刊刻数量不等的经史类书籍和各种文集[26]（pp.185-211）。书坊刊刻的亦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建阳余氏勤有堂刻印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国朝名臣事略》（苏天爵著），郑氏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刘因著）等，都是印刷精良、很有价值的好书。当然，书坊刻书，以牟利为目的，必须迎合社会的需要。从现存的元版书籍来看，有四类书是书坊所出而书院、儒学很少过问的，一是医书，二是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三是日用类书，四是通俗文艺作品。医书如余氏勤有堂的《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建安叶氏广勤堂的《王氏脉经》、燕山（大都）窦氏活济堂的《针灸四书》等。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如平水王氏中和轩的《礼部韵略》（这是科举考试时唯一可以带入考场的书）（注：此书当时畅销，还有多种刊本。）、建安虞氏务本堂和余氏勤德堂共同刊行的《类编历举三坊文选》（注：此书刻印于至正辛巳（1341年），所收为元朝前八科科举考试的各类文章，供应试者揣摩之用。国内只有残本。元刻全本存日本嘉业堂文库。此类科举程文当时书坊印行甚多，但流传至今绝少。）等。日用类书有建阳郑氏积诚堂刊印的《事林广记》（后至元本）（注：《事林广记》成书应在南宋末，存世元刻有三种，除了积诚堂刊本外，还有建阳桩庄书院刊本（故宫藏至顺本）和西园精舍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至顺本）。此书原来应是坊刻本，后来建阳有的书院看到有利可图，亦加以翻印。）、《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注：此书一般认为是建阳书坊出品，但未署书坊名。）。通俗文艺作品主要是杂剧和小说等。存世的杂剧刻本或题“大都新刊”、“大都新编”，或题“古杭新刊”，无疑分别刊于大都、杭州两地，都应出于书坊之手，但均不见署名。小说有建安虞氏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话》等。书坊出书，无论品种或数量都要多于官府和儒学、书院刊书。当然，书坊所出书籍之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抢占市场匆忙制作的，刻版（版面设计、刻工）、印刷、纸张、装帧的质量都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