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按《辽史》圣宗开泰五年（1016）十一月“以参知政事马保忠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12]又辽道宗寿隆六年（1100）十月“以枢密院副使王师儒监修国史。”由此观之，圣道二帝时监修国史的职掌地位已渐轻，但不是说不重视修国史，相反是史官职掌地位正常化的表现。此时仍是兼职。监修国史后来成为修史的专职官员，修国史才是主笔。《辽史》卷九一《耶律玦传》云：“重熙初，召修国史，补符宝郎，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13]又《萧韩家奴传》云：“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14]从这条材料看，修国史与起居实录已有分工。史馆修撰见《刘辉传》：“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15]《百官志》言时在大安之末。
    除了《百官志》所列的四种史官名称外，还有同修国史，大约非正员。《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说：“年十五，穷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兴宗时，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16]从材料看，兴宗时已有了同修国史的职务设置。
    辽代的史料文书并不都存放在史馆，据《通鉴长编》重熙十一年（1042），也“藏于宗庙”。又据《辽史》卷二三“大康二年（1076）”，辽代还有修注郎这样具体从事《起居注》的官员。据《辽史·太宗纪》，史官还有占吉凶的任务，和中原地区亦雷同。
    三 史学思想
    辽代没有专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也缺乏相应的史学实践，只有一些零散的议论，但细加归纳，仍可粗知其框架。
    （一）不虚不讳，直书信史 辽代修史最勤莫如实录，代有所为，还有通代的“事迹”，都强调实录之实，以大兴天下。如《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孟简对有关的修史官员强调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信史说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史的普遍看法和评价。又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赐高丽国王册》云：“四方于宣，匡合之名辉信史；一变至道，拊循之化洽熙民。”[17]所谓信，实为史之第一要义。又其诏萧韩家奴云：“朕之起居，悉以实录。”皆强调一个实字。不过这种实录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编年大事记，而是如实记录，受钵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之意。如萧韩家奴记兴宗秋猎伤人事，兴宗心虽不悦，但以“史笔当如是”相许，说明史的神圣亦即求实观念，已为辽人上下所认同。辽代还把如实记录的文字皆称为实录，如修庙立碑实录、修桥实录等。求实不隐，既“摭兹遗懿”，又“以直书”，[18]已成为天下之共识，辽人已科学地把握了修史原则及其本质。
    （二）华夷之辩 中原地区曾一度是中国文化发达地区，在此居住的汉人自称华，而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狄或蛮夷。依传统，夷狄之地往往以可汗、大王、酋长之类相君，而中原地区自秦始皇始专以“朕”况。辽人建国以后虽也仿用“朕”，但不固定。辽人深知自己的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加快了向中原地区学习亦即汉化的步伐。辽世宗“慕中化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侮诸宰执。”[19]以致辽代宗室把世道之乱归罪于汉官：“朝廷征汉官致乱耳。”辽景宗保宁八年（976）谕史馆学士“书皇后亦称‘朕’暨‘予’”。诏谕既体现了双圣格局的法律意义，也表现了辽人与汉人对等的文化指认。《全辽文》所收萧韩家奴《请追崇四祖为皇帝疏》亦称：“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夫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这次追赠的目的就是要从形态、心理上改变辽人“犹以名呼”的文化传统，追远崇本，确立起契丹人的主体地位。唐高祖李氏本非汉人，建国后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辽人仿此，意义深远。《辽史》卷二六《道宗纪》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20]不仅与汉平起平坐，干脆以“我”为中心。这种新的观念打破了地域自封的文化心理，形成辽人包宇八方的思想基础。
    但是，中原文化的繁荣及其延伸的现实使辽人一时无法逾越，所以他们自称是得唐之鹿，为炎帝的后裔，与黄帝的子孙--中原地区政权是伯仲之比，就是后来元修《辽史》时也作如是言。一方面辽人封建意识小于家缘观念，称宋及邻国为兄弟；另一方面文化隆盛以后仍作如是说，则表现了彼此兄弟般的对等关系。可见辽代文化的繁荣和成熟，增强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意识，但自言得唐之鹿，则又有自许正统之意。现在我们看到的辽宋之间的誓书往来，皆互称兄弟，并在文书、碑刻中，把唐、宋、辽三代先哲君主同讳。澶渊之盟以后，还逼宋人“助风土之宜，军旅之费”的进贡改为“贡”字，就由平等改为凌弱，唯我独尊了。这种“贡”性的掠取与以往的争食与牧马完全不同。据《契丹国志》卷九记载，汉人给辽道宗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时不敢讲，道宗说：“上世狁、獯鬻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辽代人的正统地位自认以后，便不允许再以“夷狄”来称呼他们。《辽史》卷一百四《刘辉传》云：“寿隆二年（1096），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21]刘辉之言，不仅表现了辽人的自尊，也体现了辽代文化之繁荣已到了可与中原争胜的地步；也说明辽史确实一直在修，故对宋人修《五代史》妄意作史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实录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据《辽史》卷一百四《王鼎传》云：“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鼎无惧色，但觉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无干正，可徐置之。’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22]且不言事情的真伪，从窃慕中华之风俗的渴望到“吾乃中朝端士”，表现了辽人正统观念的形成。而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史学思想的变化，炎黄之比、得唐之鹿是契丹人史学思想的最高审美认可。中国自辽以后就没有再分裂过，与这种文化观念和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三）史笔、史学、史识 在修史的方式、素养上，辽人强调直笔信史，但也强调史才即史笔的重要性，认为乃质乃文才是尽善尽美之作。《全辽文》卷六《耿知新墓志铭》说：“为逼礼葬之期，乃征铭于太原子，知微甚抱荒虚，久淹文笔，强考史籍，谨构志焉。”[23]写墓志虽不是修史，但是二者有许多共同的要求。王知微此铭乃应征而作，既强调了史学的重要，“强考史籍”，也肯定了文笔的作用，但这文笔的含义要比文采之意丰富得多。又南抃在天庆四年（1114）作的《王师儒墓志铭》中说：“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夫真道、纯德、懿文、朴学，士人之于四者，而长于一焉犹难，公独兼而有之。”[24]所谓大手笔，应当指道、德、文、学四方面兼美，道与德是指思维、思想等精神方式，即史识、史德，而学则指史之学养，文指文采，也带有史笔的内涵。刊定和笔削强调了史学的重要，也包含史笔的内容，说明辽人对史高度重视，讲究修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