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实录自始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满洲实录》，蝉联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这在历代实录的纂修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905年，日本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在沈阳的故宫崇谟阁发现《满洲实录》并介绍于世以来，许多学者对清太祖实录做了研究工作，在中国如孟森、谢国桢、徐中舒、方苏生、庄吉发诸先生，在日本如内藤虎次郎、稻叶岩吉、和田清、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神田信夫、松村润诸先生，在美国有哈佛大学的福克司先生，都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论着。但是迄今为止，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于史料的发掘和深入的探讨。
    清太祖实录是用满洲、汉、蒙古种文体纂修的，汉文本是满文本的译本，我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就汉文本进行一些探讨。
    一、《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纂修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先从《满洲实录》卷末有乾隆帝“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一篇，其注曰：
    “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
    《开国方略》卷首乾隆御制联句诗注曰：
    “乾清宫敬贮太祖实录战图八册，乃盛京旧本，皇上以尊藏之帙，子孙不能尽见，因于辛丑（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
    同样内容，还见于《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八：
    “太祖实录战图八册七十七图（图数误），乾隆四十六年高宗纯皇帝敬览乾清宫所藏太祖实录战图，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一贮尚书房，一送盛京尊藏”。
    国学文库本《满洲实录》卷末，前引的八韵诗注接下来的是：
    “兹复命敬绘此册，贮之避暑山庄。”
    上列的四条引文说明：一，乾隆帝命重绘的《满洲实录》是三部，分别贮存于上书房、盛京和避暑山庄（现这三部缮本，皆存世。上书房本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本收藏在沈阳辽宁档案馆，避暑山庄本流落在日本）。二，是以《太祖实录战图》为底本，“依式重绘”的。
    关于重绘《满洲实录》的时间，《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春正月乙卯条载：
    “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报闻”。
    据此可知，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图可能已经绘完，要派员缮写图中所绘的事迹的满、汉、蒙三体文字的正文。从只需派中书，可知不是纂修，仅仅是缮清。其重绘之始，当在乾隆四十四年以前，或许是乾隆四十二年《满洲源流考》纂修完成之年，笼统地说《满洲实录》修于此年，是不确切的。又《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条载：
    “谕曰，开国实录，着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份，并着门应兆照旧绘画”。
    这一条是说明前二部的重绘已经完成，开始了贮存于避暑山庄的这一部的缮绘工作，这一部的完成可能要到乾隆四十七、八年了。综上所述，可以断定《满洲实录》的始修到纂成是在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八年之间。
    《高宗实录》除前引于敏中的奏文和上谕外，别无关于纂修《满洲实录》的记载。为什么此次重新缮绘要改称为《满洲实录》呢？《高宗实录》和《高宗圣训》中也均未见说明，所以只能同乾隆四十二年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考虑，可能是为了突出表示满洲吧！
    《满洲实录》为满汉蒙古三体文字，自上往下分三段，各文体一段，按满蒙文字的书写格式，三体文字均从左往右写。其中插图八十二幅（八十七幅和七十七幅之说，均不确）。
    日本学者山本守在沈阳故宫见到收藏有满汉二体文本，无图，只列图名于每册之首，避讳处贴有黄签，签下明记名字，汉字专有名词比三体《满洲实录》中所汉译字稚拙。山本据《高宗实录》乾隆八年的两条记载，断定此本修于乾隆八年（见《满汉二体之满洲实录》，载《满洲史学》第1、2辑）。此本，我没有见过，现在是否仍有收藏也不知道，但山本对其所依据的两条史料，显然是误解。因此，所断定的时间是不可信的。按原文为：
    乾隆八年五月丙午条：“谕：奉天乃我朝发祥之地，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俟现在皇史晟内阁藏本写成后，着在馆人员敬谨缮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