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种太祖实录对校中的若干重要史实问题
    万历三十五年以前的史事的根据问题
    太祖实录主要是根据《旧满洲档》纂修的，可是《旧满洲档》记载的史事，始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实录所记史事是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甲起兵开始的。此间有二十五年间的史事，约占实录篇幅的四分之一，是根据什么史料写的呢？到目前仍然是一个谜。当然不会是毫无所本的捏造。但是，实录所记此间几乎全是与女真各部之间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在明朝和朝鲜的文献上很难找到佐证。此间的明来使事，实录记有的两次，在明朝文献上也没有反映。相反，在明朝文献和朝鲜文献上有确切记载并可信实的重要史事，在《太祖实录》上却都讳而不载。如万历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四次朝贡北京，日本入侵朝鲜的壬辰之役努尔哈赤请求出兵援朝，舒尔哈齐的三次朝贡北京，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接待朝鲜使臣申忠一等重大事件，在实录里都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映。从这里可以明了此部分饰伪厚迹之处，一定是不少的。而所记努尔哈赤的身世、发迹、无往不胜的赫赫战功，当然有不少是值得存疑和再探讨的。
    从对明的称呼看后金和明的关系
    这是清朝文献中最敏感而隐讳极深的问题。在天聪到崇德初修成的《武皇帝实录》中基本上仍以明之属国自居，对明始终称“大明”，明帝为“天下共主”，对明之文书称“奏大明”，明之来谕称“诏下”，承认是同辽东边将“各守皇帝边境”。而康熙朝修《高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则改为对等称呼，称为“明国”，对明之文书为“告明国”“谓明”，明之来文为“明覆”“明答”，谓与辽东守将是“各守两国边境”。殆乾隆朝修的《高皇帝实录》则将明之来文曰“遣使谢曰”，努尔哈赤之对明称“传谕”，“往诘”，更进一步抬高自己，隐饰原来之臣属关系。
    此种关系之隐讳，从努尔哈赤宣告七大恨之记载变化来看，尤为明显。关于“告天七大恨”，孟森先生有专论：《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收《明清史论着集刊》上），此文公布了内阁大库发现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条文，此文本刻印距天命三年已经十二年了，很可能是后金对明用兵一次便散发此榜文，作为其用兵之理由。此印本在对明关系之说明上，是不厌其烦地表白其臣属地位，如“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对新巡抚，“例应叩贺”，对辽东都司官员，称为“辽东上司”等，记载甚明。《旧满洲档》{K18A04.jpg}字档记的七大恨，乾隆时整理的《满文老档》所记的七大恨，其内容及条文顺序均和《武皇帝实录》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早在修《武皇帝实录》以前，整理编纂档案时已经改窜了。同时，又可证明，《旧满洲档》{K18A04.jpg}字档是在天聪四年正月以后重新整理写成的，这次整理很可能是为了纂修太祖实录。
    目前，有些文章很喜欢夸大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的“独立性”，似乎这样写才算合乎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因之而过分重视和相信《高皇帝实录》的记载。其实，这是对清入关前民族关系真实情况的歪曲。
    关于国号和天命建元的问题
    太祖实录是在三仙女传说中，记叙“三姓息争，共奉布库里雍顺为主，……其国定号满洲”。康熙朝修和乾隆朝修的两种《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通本的国号都用满洲，仅是《武皇帝实录》中收入的往来文书中稍有保留，如天命四年五月朝鲜来书为：“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这全是清太宗天聪九年以后的伪作。《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太祖实录的纂成，都在这以后，所以一律改称满洲。但是从《旧满洲档》和其他汉文典籍来看，天聪九年以前主要是自称其部、其人和其国（满文统作gurnn）为后金或金，也称女真或女直。 这一点在《武皇帝实录》中仍有残存，凡涉及完颜金朝事，皆书作“先朝大金”，而《高皇帝实录》一律改为“昔金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九月十四条的答朝鲜国王书，则自称为女真国大金之后，并云“请择一博古者来，予将世系，详为说明”（收藏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处引自李光涛：《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天聪九年以前，无论是诏谕，还是奏疏，都是金汉并举，只是天聪九年以后的文献，则全改为满汉并举了。而建州三卫所包括的诸部，无论是明方文献、朝鲜文献，还是清朝文献，都找不出曾有一个满洲部来。
    关于满洲国号的研究，多年以来一直被清史学界所重视，从本世纪第一个年代以来，市村瓒次郎、内藤虎次郎、稻叶岩吉、孟森、朱希祖、李德启、矢野仁一、冯家昇、谢国桢、广禄和李学智、陈捷先、三田村泰助、黄彰健、神田信夫等学者，均曾着文论辨，大多数学者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满洲”是后来拿来定为国名的，其不同处是探讨为什么采用“满洲”做为国号。三田村和神田两先生根据《旧满洲档》中除去涂改的或后来添写的以外，确有“我们满洲国”、“满洲的汗”、“满洲的兵”字样，认为应该承认远在太祖朝已有“满洲国”之称，以此来否认天聪九年之伪作。但仍没有说清楚“满洲”之由来。
    和国号相联系的是天命建元的问题。《旧档》和乾隆朝整理的《老档》，均无建元天命的记载。《武皇帝实录》有即位建元事的记载（《满洲实录》同），但纪年仍未用天命，而是写作“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按甲申误）。康熙朝修《高皇帝实录》才补上“天命元年”将“朔甲申”订正为“壬申朔”。《武皇帝实录》是从天命二年起方用天命纪年，天命四年的纪年仍写作：“己未天命四年，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十五年记载筑旧老城，启建楼台，定国政，没有定国号的记载。从太祖、太宗两朝的《实录》查阅有关国号的记载，一是在荒诞不经的开国传说中，记“其国定号满洲”，一是天聪九年十月规定，自今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满洲）。这就是说，在天聪九年以前，“一切人等”从来不称其本国为“满洲”。
    从《旧档》的形成到天聪九年，为时那样短促，而所修的《太祖实录》，竟将一直使用的女真国和金国的国名，明谕严禁。随之而来的是太祖实录，就不顾事实地厚加讳饰，将女真、金的字样，完全改作“满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