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为什么不再称《太祖实录图》，而改称为《武皇帝实录》呢？这是因为崇德元年四月谥号为武皇帝，所以实录最后完成时才加谥，正式名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加之前，只能称太祖实录。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
    如果我的这些推测不错，那么《武皇帝实录》和《太祖实录战图》应该是一回事，始修于天聪七年，到崇德元年十一月全部告成。
    据《满洲实录》的体式，崇德元年告成的《武皇帝实录》应为有图之满汉蒙三体文字的实录。为何现存世者为满文本与汉文本分别缮写的呢？这是顺治朝改修时区别三体文字分开缮抄的呢？还是原本分别为单本，而《满洲实录》合三为一的呢？仍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
    庄吉发认为《太祖实录图》，“因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才又命希福等修武皇帝实录。可是武皇帝实录无序、无表、无凡例、无目录，且名之为皇帝、皇后实录，也是“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岂有因体例不合，再修一部体例仍旧不合的实录之理。其实，清在入关之前，并不注意也未必熟习实录体例，如杨方兴身为文官汉臣，在天聪七年。犹有“书之当今，谓之实录”之说，便是一证。就是入关后，顺治朝改修武皇帝实录，仍然有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之处。到康熙朝再行改修，才注意到历代帝王实录的体例。
    武皇后实录问题。武皇后，叶赫纳喇氏、杨吉砮女，太宗皇太极的生母，在皇太极嗣位后，被迫称为中宫皇后。将武皇后实录并列，是皇太极借以说明自己是嫡生，来抬高身价。这和实录记载多尔衮母乌拉纳喇氏生不得努尔哈赤喜爱，被迫殉葬，是相辅相成的。未必实有武皇后实录之纂修。至今仍传世的武皇帝实录，满文本有一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另有一部抄本收藏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汉文本三部皆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果有武皇后实录，直到清亡，应同武皇帝实录一起尊藏，而今仍无武皇后实录之发见，况且顺治以来的历次缮写实录也均未见有武皇后实录的记载，很可能原本就是挂名在武皇帝实录上而未曾单有其书。《满文老档》记载进呈时写作：“上的太祖、太后之所行的实录”（dergi taizu taiheo i yabuha yabuha yargiyan kooli bithe），是将两人合在一起的实录，到顺治八年以后，事过境迁，多尔衮死后获罪，皇太极和福临前后两代嫡生正统的地位已经巩固，实录上没有必要再挂武皇后之名，况且又和实录体例不合，所以后来只称武皇帝实录了。
    现存世的汉文本《武皇帝实录》四卷四册计三部，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本子多有人认为就是崇德年的原修本。方苏生、庄吉发和松村润诸先生先后主张是顺治年间的重修本。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世祖实录》有重修太祖实录告成的记载；二、纸质、字体、装桢皆与顺治朝纂修的四十卷本《太宗实录》相同；三、现存三部，合乎入关后分藏于大内、皇史晟及内院的体制，我也认为此说颇多道理。
    据《世祖实录》，是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命修太宗实录，同时命重修太祖实录。八年闰二月乙亥条，记有刚林因谄附多尔衮获罪被讯的口供云：“睿王取阅太祖实录，令削去伊母事，遂与范文程、祁充格同抹去”。现台北三部汉文本中有一部应是底本（另二部是底本的抄本），其卷四、第三十三页恰恰是补写插入的，原页已经抽废，此页恰是大妃殉死事部分，这正好说明原页为奉多尔衮之命删除大妃被迫殉死事，而多尔衮获罪，刚林坐“擅改实录，隐匿不奏”罪，其后，顺治九年正月辛丑条所记再修太祖实录时，将大妃被迫殉死事又补写插入的。此实录告成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日。1932年故宫博物院铅排所据本，看来并非此部。其外两部抄本，据见者从纸质、字体、装桢来看，也是顺治年间本。顺治年间的重修，仍留有称太宗为“天聪皇帝”处，天命建元以前称努尔哈赤为“太祖”，建元以后称“帝”，而个别处仍残留有“酋长”、“夷”的字样，则显示出仍是崇德原本的照抄。顺治朝之重修，很可能只限于三仙女传说（后详）和大妃殉死等一些个别处所的改写。
    我们可以认定太祖朝《旧满洲档》是始修于天命六、七年，完成于天聪六年正月以前，其中太祖朝的荒字档和{K18A04.jpg}字档，从其纸质、行文规格等方面看，并从其中注记ara（写）、ume（不写），再同天聪七年定国史馆职掌修实录联系起来考虑，显然太祖朝老档的整理重抄，是为纂修太祖实录用的。将《武皇帝实录》的满文本同太祖朝《旧满洲档》相比较，其记事的性质和内容甚为相近，《旧满洲档》太祖朝部分无疑是修太祖实录的主要资料来源。今传世的《满洲实录》中八十二幅图画，其中十四幅太祖像比较清晰，其容貌都一样，显然是画工力求酷似而刻意描绘的，当本于原来的《太祖实录图》。由此可以认定由《太祖实录图》、《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组成一个太祖实录的系统，就是方苏生所说的旧系统。
    首先完成的是满文本，蒙古文本和汉文本是满文本的译本。满文本《武皇帝实录》比满文本《满洲实录》在语形上更为古拙，两者间除表音缀字上的差别外，其他则无何不同，汉文本《武皇帝实录》与它的满文本也极相近，说明原译时修饰不多。《满洲实录》的汉文本和满文本之距离，同二种文体的《武皇帝实录》间的距离相比较，则前者差异为大，因而汉文本的《武皇帝实录》同《满洲实录》的专有名词的汉译法上则差异很悬殊，有因字异而害意处。兹例比一些差别如下：
    
    《满洲实录》汉文本的修饰，主要表现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上，不仅比《武皇帝实录》为雅，就是比乾隆四年定修本的《高皇帝实录》也有所雅化，如章甲改写为章佳，俄朵里之改写为鄂多里，而乾隆五十一年修成之《开国方略》又有进一步的雅化。
    乾隆帝在定修《高皇帝实录》后四十年，为什么在整理重抄满文老档之同时，要根据《太祖实录图》即《武皇帝实录》修《满洲实录》，并称之为“重绘”，这是一个很吸引人而迄今尚无研究的问题。从康熙另修《高皇帝实录》，到乾隆进一步改订完成，为什么到乾隆中叶，突然一返其古重绘旧录，难道仅仅是怕其皇子皇孙不了解开国的真实情况吗？这是一个还有待于揭开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