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德讳
    这是实录固有的特点，而清太祖实录，在这个问题上更是突出，每改修一次，就有进一步的粉饰和隐讳。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杀孟革卜卤和刚盖事，在《武皇帝实录》里的记载是：
    “后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国。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纂位。事泄，将孟革卜卤。刚盖与通奸女，俱伏诛”。
    到康熙朝改修本则改写为：
    “后上欲释孟格布禄贝勒归国。适孟格布禄与国内大臣噶盖扎尔固齐谋逆事泄伏诛”。
    这还是一件小“讳”，类此者颇不鲜。较为重要的是舒尔哈齐之死、褚英之死和大福金的殉葬。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胞弟，是建州女真的第二号大人物，曾三次朝贡北京。明朝的《万历实录》、《皇明从信录》、《全边纪略》、《三朝辽事实录》、《建夷考》，入清后的《山中闻见录》以及朝鲜的《燃黎室记述》、《建州闻见录》、《建州纪程图记》均不乏记述。辽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屏风档中又发现“明钦差游击陈为夷酋（舒尔哈齐）病故清明吊祭”的手本。像这样一位人物，各种太祖实录对其记载反而很少，竭尽讳隐。
    对舒尔哈齐的死，太祖实录只记为：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岁”。
    《旧档》和《老档》在万历三十七年三月条记载了努尔哈赤与之不和，附笔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弟亡，其事迹已经略而不详了。明和朝鲜方面文献中的若干有关史事都没有反映，但却一致记载其死是为努尔哈赤所杀。后金史料包括《旧档》都未有被杀的记载。明的吊祭档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是被努尔哈赤处死，则明的辽东都司似乎不可能派人吊祭了。从《老档》太祖朝第八十一卷看，舒尔哈齐是第三穆昆的首领，曾和努尔哈赤、褚英是鼎足之势。太祖实录从始修就将他写成是努尔哈赤的下属。为了抬举努尔哈赤在兴起时期的地位，不顾氏族或部族组织的真相，粉饰原迹，可谓甚矣！
    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被处死，也是太祖实录深为隐讳的重要事件。《武皇帝实录》是完全删除而只字未存。康熙朝改修的《高皇帝实录》仅记为：
    万历四十三年，秋，闰八月乙巳朔，皇长子褚英死，年三十六。”
    《满文老档》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条记载了褚英被囚的详细过程及原因，但将处死讳而不书。《旧档》荒字档在同处记述了被处死，其文为：
    “淑勒昆都仑汗念及：‘长子阿尔哈图图们，由于其心不善，对其所责备的过错不愿领受，深恐后日破坏生存之道。’因此判决其被囚于高墙家中二年，经过了三年的深思熟虑，顾虑到长子之存在会败坏国家，若是怜惜一个儿子，将要危害国家和众儿子和众大臣，因此于甲卯（应为乙卯）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的八月二十二日，始下最大的决心，将长子处死”。
    我们从《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七十九到卷八十一，可以知道，万历三十八年止，努尔哈赤直接占有第一穆昆四个鞑坦的勅书，褚英直接占有第二穆昆四个鞑坦的勅书，舒尔哈齐直接占有第三穆昆三个鞑坦的勅书，这是反映了他们在氏族制度中占有财富的权力的相近，当然也反映所直接统治部众的相近，堪称鼎足三分。以万历三十七年的这种格局作基点，到万历四十四年，各旗贝勒和大臣上尊号，短短的七年间完成了一尊为英明汗。而这个过程中，舒尔哈齐和褚英之死，是破坏氏族制度向建立部族国家的过渡中，氏族贵族争夺权力的必然结果。而太祖实录是用儒家传统的封建国家创建的观念来臆写成父兄仁慈、子弟背悖，努尔哈赤以国事为重的高大形象。
    大福金被迫殉死事之书或不书，是同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等嗣夺相关的政治事件，前面论述顺治朝重修武皇帝实录，已叙述了此事经历了书写、删削，再补入的过程。与此同时，太宗、顺治两朝修太祖实录，必须突出皇太极的正统地位，所以《武皇帝实录》强调“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满洲实录》从之）。康熙朝改修时，已经没有这种必要，所以只写“先是孝慈皇后崩后”（乾隆朝定修本从之）。《武皇帝实录》记大妃殉死，是努尔哈赤“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必令殉之”。康熙朝改修的《高皇帝实录》则改为“预以书遗诸贝勒，……必令之殉”。而乾隆朝定修本全删被迫事，只记“大妃以身殉焉”六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