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改修本增补入五十三道上谕
    前面已经说到康熙朝改修本和乾隆朝定修本收有《武皇帝实录》所不载的五十三道上谕，这些上谕在《旧档》和《老档》也都未收。从康熙朝改修本始收入的这五十三道上谕，在天命元年即位之后连续有五道（乾隆朝定修本为七道），在天命三年攻取抚顺后连续有四道，天命六年攻取辽阳后连续有二十五道，努尔哈赤逝世前的天命十一年有六道，其余分散在各年。五十三道上谕全都是对贝勒大臣的告诫，显然是为了渲染努尔哈赤的圣明而特意编排的，皆不足凭信，不能做为评价努尔哈赤及其施政的根据的，迄今仍有人不察，将这些上谕做为史料，按上谕内容来评价努尔哈赤的政治思想，这是不可取不足信的。
    只有天命十一年六月乙未的一道上谕是值得注意的，摘录如下：
    “若已得其尊显，遂图宴安，任其技巧，劳则避之，此与塔玉何异。饰其奸伪，谓人不知，而安坐于朕之前，此与诬陷功臣蒙谈之奸人孟库何异”。
    这道上谕中说到的好逸恶劳的塔玉和奸伪诬陷的孟库，是前所未见的史事，究竟其档案依据是什么，具体史事是什么样，还有待于今后的史料发掘。
    三仙女沐浴、佛库伦生布库里雍顺的传说
    清朝的这一开国传说，仅见于太祖实录。史学界多年来有各种臆测的解释。其中主要的有：内藤虎次郎认为三仙女传说是以高勾丽的传说，结合明初建州三卫争乱的事实虚构而成的（见《清朝姓氏考》，收《读史丛录》）。稻叶岩吉认为布库里雍顺这个名称的上半即布库里是根据建州左卫的始祖猛哥帖木儿父亲挥厚，下一半即雍顺是根据建州右卫的始祖凡察父亲容绍，两个名字结合起来而成布库里雍顺的（《满州开国传说的历史考察》，收《光海君时代之满鲜关系》别录）。孟森认为元灭金后，置五万户于女真，其中充任翰朵怜万户的女真部长和清朝的始祖有关系，布库里雍顺的布库里是依据山名而来的，而《武皇帝实录》中“雍顺”两字作“英雄”，合起来实为布库里山的英雄（见《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收《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篇》）。三田村泰助认为《金史世纪》里记载始祖函普的弟弟名曰保活里，住在耶懒，与清发祥的传说人物颇为吻合，雍顺解释为英雄的称号，那么英雄保活里，在满语说法则为布库里英雄，再附以清太祖的性格，就成为始祖布库里雍顺了（见《清朝前史研究》的《清朝开国传说及其世系》）。国内今人多迥避，不肯涉及三仙女沐浴开国传说的史料研究，只是说这种传说“反映满族先世也同样地经过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和以鹊为神、图腾崇拜的原始社会历史”而已。
    自《旧满洲档》出世，其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条记萨哈连虎尔哈部降人穆克希克讲了其祖先为三仙女沐浴于布库里山布尔瑚里湖，佛库伦吞神鹊衔来的朱果而生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此后有人将此传说直接当做清始祖的传说，从而导出满族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的说法。
    现台北博物院收藏的汉文本《武皇帝实录》，其中一部的第一册第一、二页（所记为开国传说部分），与全册其他各页不同，其他页皆施朱圈句读，每行二十二字，而这两页无朱圈句读，行字多者达二十五字，显然是抽页后又补写插入的。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虎尔哈降人穆克希克讲其祖先传说处，有满文注ara （书写）字样，可是任何本《太宗实录的相对应处，均无此传说的记载。那么此传说记到那里去了呢？松村润的解释，是顺治朝重修《武皇帝实录》时，移写为开国传说的。今西春秋不同意此说，认为还是《太祖实录战图》所原有的。
    《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条载太宗征讨虎尔哈的上谕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旧档》和《老档》皆缺天聪八年档，因此无法知道这一段文字有何所本。此上谕如果是依据穆克希克所讲的内容，后来写成故意编排在征讨之前，则是作伪，其目的在于掩饰其曾讬于金裔之说。从《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的记载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可为据。但是，如果将来发现先此形成的档案中有所本的话，则清始祖的开国传说，才有可能成为说明清之先世原住地在黑龙江东侧的精奇里江畔的依据。
    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问题
    四种不同时期纂修的太祖实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是明显的。凡其他各部来归者所受赏赐的记法，《武皇帝实录》为“俱给妻奴……”（满文为sargan aha, 《满洲实录》同），康熙朝修本则改写为“俱给以妻及奴，……”，乾隆朝定修本变更为“俱给奴仆，……无室者并给以妻”。本来是妻奴地位几乎相同，越改越将妻的地位“提高”，这反映了社会进化后对原来的奴隶制的掩饰。又如凡是战争所获，如抚顺获三十万，《武皇帝实录》写为“人畜”（满文为olji），包括俘人、牛马猪羊以及鸡鸭鹅狗，散给众军。康熙朝和乾隆朝的修本，皆改为“俘给人口，赏给军士”，就看不出俘虏为奴视同牲畜的观念了。这同样是后来对原来的奴隶制的掩饰。
    孟森的早年评价说：“清实录，以……太祖武皇帝为最早，宜其近真相，然修饰原文，使真相不存，亦始于是”。这个评价直到今天仍是公允的。总结上文，我对清太祖实录汉文本的史料价值的基本认识是：自《武皇帝实录》始，即依据儒家政治的君王理念，来修饰美化和隐讳清的开国史事，而一再改修的过程，这种倾向又越来越加浓，今后太祖实录的史料研究工作，应以满文本为据加以对勘，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同《旧满洲档》、《满文老档》以及其他清初档案做比较考证，还要同明和朝鲜的文献档册做比较考证，才可能取得太祖实录的可信史料，近年来那种取其适合于作者所需的遽然引用太祖实录，特别是《高皇帝实录》的作法，是难以提高清开国史研究的科学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