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清学基础，培育专学人才
    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明末学风空疏的弊病，提倡追古求实之风，标举“古学”，以反对用朱注猎取功名的“俗学”。顾、黄等学者不仅博涉群籍，而且在治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整理阐释传统文献的方法，即考据方法，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如马骕、胡渭、阎若璩等都可称考据学健将。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可说是已成 “显学”，出现了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汉代许慎、郑玄为师的“ 墨守许郑”的口号，建立师承家法，称为“郑学”。因郑玄是东汉人，所以又称“汉 学 ”。他们以考据学作为学派特色，因而又有“考据学派”的称呼。这批学者多奋起于乾嘉时期，而被称为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派、乾嘉学派具有同一内涵，它就是清学 。 有学者认为清学是建基于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等等的专学之上的，而这些专学的发展应该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四库全书》的编纂 是 在乾隆中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像这样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必然需要经过求书、登录、校勘、编目、叙录、搜求散佚和抄写誊录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门学问。 于 是，以清初以来的考据学为基础，逐渐分化发展为目录、考证、校勘、版本、辑佚等不同门类的专学，而这些专学不仅是清学的支柱，也是发展清学的动力。乾嘉时期之所 以 能成为清学的鼎盛时期，不能不说是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以至数十年后，著名学者魏源在给友人李兆洛的信中还说：“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 兴 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这一概括正好说明《四库全书》对清学的奠定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然需运用众多专业知识，必然需要引用和培育大量专门人才。所以在开馆之初，乾隆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了大量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据有人统计共有360人，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等职务，其中有许多人是当时卓著盛名的大学者。黄爱萍女士曾在其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中列举出十二人：即于敏中、王际华、金简、纪昀、陆锡熊、陆费墀、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等，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级人物。此外，黄著又列举了朱筠、姚鼐、彭元瑞、朱珪、庄存与、金榜、李潢、陈际新、郭长发、陈昌齐、洪梧、王念孙、刘墉、谢墉、赵怀玉、曹秀先、王太岳、余 集 、曾燠、门应兆等和没有列出的众多学者也都是俊才硕彦，其学术成果历历可考，为清学昌盛发展之砥柱，称一代人才之盛。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工作实践和学者们相互商 榷 切磋，这一庞大的学术群体在治学上都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四库全书》培育人才之功，亦不可没。
    结语
    《四库全书》在其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黄爱萍女士统计，在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数量不可谓不大。所以，有人概括其事说，《四库全书》对传统文化是“功魁祸首”，言其保存文化有功而毁灭文化有罪，未免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遗憾。最近看到任继愈先生所写《为<四库全书>正名》的文章，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禁书、改书给以很好的诠释。任先生认为，禁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书“则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因而，任先生肯定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事业”。我赞同任先生这一合于情理的解释，因为任何事物在它进行过程中常常是利弊共存，那就要分析其弊端产生的时代必然性，而考察它利之所在，测量其对后世的贡献。《四库全书》较完好地保存传统文献，特别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300余种，开拓了学术眼界；给后世留下一份包罗繁富的传统文化载体，使传统文化不再像前代那样散佚流失。《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严密组织、周密规划、制定完整的文化整理体系、培育高质量人才等等，更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对《四库全书》不妨多理解些不足，更多地利用其有利于我们的地方，让人们更多地向《四库全书》索取，使它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中发挥更多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