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兴起的社会史大论战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瞩目，许多经济学 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以及不少有志青年都投入到这场论战当中。人们围绕当时的社会 现实进行了激烈论辩，并且进而涉及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论战中，《读书杂 志》成为主要论坛，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一致的、令人满意的成果 ，但在争辩中所论析的问题和所表现出的思路特点，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特别 是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颇有影响。
    一
    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展开，同“中国道路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紧密相联。192 7年，北伐战争失败，人们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充满担忧与疑虑，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渴望，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希望能够对症下药， 以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正如郭沫若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 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社会史大论战广泛展开 。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诸多的论辩刊物中，《读书杂志》是社会史大论战的主要阵地之 一，在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在上海创办，它曾 以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为主题，相继出版发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第一卷第 1辑于1931年8月出版，最后一辑出版于1933年。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读书杂志》连 续3年坚持出版印行，共出版3卷17期，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读书杂志》的主编为王礼锡（注：王礼锡（1899-1939），江西安福人。早年加入国民 党。1928年应陈枢铭之邀，参加创办神州国光社，主编《读书杂志》。又参加建立福建 人民政府的活动，失败后流亡英国。抗战爆发后，在英国从事国际援华运动。1938年回 国，任全国文协理事，被推选为作家访问团团长，率队北上。1939年8月，病逝于洛阳 。撰写有《市声草》诗集、《李长吉评传》《海外杂笔》等。）、陆晶清（注：陆晶清， 云南昆明人，原名陆秀珍，笔名晶清。1922年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国民 党，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何香凝属下任干事。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学任教， 同时协助王礼锡做神州国光社的编辑工作。1933年随王礼锡赴伦敦。抗战初期，与王礼 锡、向达、吕叔湘、钱歌川等人创办《抗战日报》。1938年回国后，至重庆，任文协理 事。1945年夏，以《和平日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1948年回到上海，任暨南大 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合并为上海财经学院，转任该院教授直至1965年退休。出版有诗 集《低诉》《流浪集》，文学史稿《唐代女诗人》等。）夫妇。从总体情况看，《读书 杂忐》刊发的稿件虽然比较广泛，但是也有着比较固定的作者群，其中包括严灵峰、李 季、朱其华（新繁）、胡秋原、王宜昌、王亚南、熊得山、杜畏之、周谷城等。这些主要 作者的经历、背景、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踊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纵论天 下古今，他们从经济的、历史的角度观察剖析社会，抨击时弊，相互辩难，《读书杂志 》为我们保存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当时社会史论战的大致面貌。
    二
    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史大论战中的核心问题。通过《读书杂志》，我们可以基 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考历程及其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把握情况。
    中国有无奴隶社会，这个问题最初由郭沫若提出，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 ，认为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西周即为奴隶社会。他的论点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 注并展开讨论。《读书杂志》刊发多篇论文探讨了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的问题，在社 会史论战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王宜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论文，支持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 所说的“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它是次于原始共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立脚于奴 隶制度这一种生产关系上的经济阶段。奴隶制是引起最初的阶级发生与国家和政治发生 的根源，而且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他以古代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社会与 中国上古社会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古代自西周至汉代，是奴隶社会时期（注：《中国奴 隶社会史--附论》23《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在社会史论战初始阶段，赞成 中国经历奴隶社会的人并不多，王宜昌是其中之一，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他与郭沫若的 论点并不相同，但在论证中国上古经历奴隶社会方面却是相似的，其论点在学术界也有 相当的影响。
    李季、胡秋原、杜畏之等则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否认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 李季从理论方面指出，氏族社会崩溃后，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案，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即是原始社会阶段）到达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到 达封建制度。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道路（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 与批评》131《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胡秋原则从马克思《先资本主义的诸状 态》一书的有关论述中，指出“并不是原始共产社会以后一定继之以奴隶社会”（注： 《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否定奴隶社会的普 遍性。杜畏之则说，“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在氏族社会的内部孕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 ，因此在氏族组织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为道地的封建社会。……我们从此可以 得到一个结论：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生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 的废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的可能……还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间的关系如何 而定”。（注：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他认为，氏族社会之后的中国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没有经历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