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王宜昌说：“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 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但同时是不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 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地所谓历史唯物论。……但他们一般只是应用这一根本原理 ，而没有正确地叙述这一根本原理底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如何使用。直可以说他们是没有 仔细底考究方法论的问题”（注：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1931年 第1卷第4、5期。）。有人指出“既然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辨 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注：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 932年第2卷第2、3期。）。李季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实际生活的 指导者，--恰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地方就在于对于具体的情 形，加以具体的分析”（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 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人们在批评中，也对今后的研究途径提出建议。有人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应当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同样可以解 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注意，我们不能，也不应抹杀一个国家由于某种特 殊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够呆板的把西洋史译成中 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汤等等人物的名称，就可以塞责的。反之，他的发展是受着 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所限制，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注：陈邦国：《中国历史 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有人反对公式主义，主张有“ 破”有“立”，“唯物史观固然与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 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 考察的时期。……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 希望短篇文章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 。……我希望大家于‘破’之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 无论者打翻”（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1932 年第2卷第7、8期。）。有些学者提出今后解决社会史分期所应具备的条件，“1、深切 了解马克思主义；2、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3、深切了解中国 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 ，《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主张于中西对照中，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对运用唯物史观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省，力图予以改正 ，这为以后唯物史观的运用提供了教训与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者未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但在社会史论战中，他们都初步地运用了唯物史观，并对初步运用中产生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就今天看来，有些问题的提出还是颇中肯綮的。
    四
    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读书杂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整个社 会史论战的进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反映出那一时代论辩中的若干缺陷 。
    就《读书杂志》所刊发的文章而言，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深度与细致 。既以社会史论战为主题，《读书杂志》中所发表的质疑、商榷性论文很多，但这些质 疑、商榷性的论文，往往只就对方逻辑表述方面提出问题，自己却并无太多创建；既以 讨论古代社会为目标，就有必要以材料为论说依据，但论者却在文献分析方面，并不着 力：既做了大的规划，就要有细微的论析做为基础，但论战时涌现的论著，常常喜从宏 观立论，乐于涉及大题目，却对旧有史实只做简单勾勒，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题为 《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的论文（注：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 》1931年第1卷第4、5期。），诺大的题目也只有几页篇幅寥寥数语便应付过去，关于古 代社会所做的说明并没有说服力。这种情况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并不是偶然的情形，因 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妨害了论战的深入进行。
    其次，通过《读书杂志》可以看出，论证中，双方往往纠缠于相互的诘问，而疏于解 决问题，但学术之外，这场论争却十分激烈，论辨各方唇枪舌剑、不依不饶，以至于相 互讥讽、互相谩骂。如严灵峰曾说“‘骂人’不是我的‘本能’，实在含有‘以德报德 ’之盛意；‘骂人’非我目的，但有时遇着‘混蛋’的理论，欲为‘真理’而战；大有 非‘骂’不可，然而，从未敢‘谩’也”，又说“许多朋友常常警告我说：骂人不要太 尖刻了，但是，我所以骂的人，差不多都是他们，先前已经是太尖刻的骂过了别人。因 此，我只认为是他们求仁得仁之自然的结果。”（注：严灵峰：《关于任曙，朱新繁及 其他》，《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4、5期。）。在争论中，在《读书杂志》上，常常 见到“各位战士，你来一拳，我来一脚”（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前记 》。）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争论中的相互攻击之严重。
    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即社会史论战未能与传统史学研究有机融合。 应当说，这是那一时期的整体特点，这在《读书杂志》中，也有明显体现。例如，王宜 昌曾经说，“在1927年以前，顾颉刚、傅斯年底对于古史的研究，便应用着古书的考据 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而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 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很显然，他的意思是说明， 两种史学研究各自行进在没有交汇的轨道上。甚至，两种研究路径不仅没有融会，反而 相互抵牾，相互排斥，如杜畏之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当时传统史学的研究， “这些人除了校勘学以外又获得了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及社会史的肤浅常识，…… 然而汉学帮助了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批判只是技术的批判（校勘学） ，所以他们只能得到技术上的成绩，因为他们只拿文字来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别古书 的真伪，却未能触到古史的边际。……这一派校勘学家本是古史研究之最卓绝的开道者 ，因为他们很高明地做了些技术的准备。但是当他们不安于室要跳出校勘学的门墙而到 历史的荒原中来旅行时，就做了不少错误。……他们越辩越疑，而真中藏伪，伪中藏真 ，真伪杂出遂使这些技术的批判家目迷五色，终于没有方法来突破这些疑云惑雾”（注：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从他 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社会史论战与传统史学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史大论辩时期的 古史研究中，没有进行有效的交流、融会。这恐怕也是社会史论战中，对一些具体史实 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力度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三十年代所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已有领导时 代潮流之势，并通过这个大论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就《读书杂志》来看，当时的研 究存在不少缺陷，但是它毕竟为学术思想大转变的时代提供了可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