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锡、王伯平则提出奴隶的存在与是否有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而否定 中国上古存在奴隶社会。王礼锡指出“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 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 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注:《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 谜的时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王伯平认为,判断奴隶社会的主要标准 是奴隶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而不是社会中有无奴隶,他说“奴隶制度不能列作一 个社会进化的独立阶段,……至于个别奴隶,那自然是存在过的,且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就有奴隶存在的证据。但是奴隶制度,一定要根据有奴隶生产在那时期成为主要的生产 形式,奴隶所有者要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才能成立。这样的社会形式,以我们的知识说 ,在中国没有存在过”(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14《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 辑。)。在他们看来,奴隶制生产关系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奴隶社会不 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形式。 对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的问题,在《读书杂志》中,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从 《读书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著述中寻找根据,或将中国社会与古典的希腊、罗马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或探讨奴隶社 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标准,总之,试图从种种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虽然最 终没有获得解决,但它毕竟提出了中国史学领域中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开启了人们对问 题的思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亚细亚社会?这是社会史大论战中所探讨的另一 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在1928年写成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 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阐 述。此后,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人们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有关亚细亚社会的讨论,可以说,是20世纪社会史论战中,出现问题最多,讨论最为 广泛的问题之一。当时有人曾说:“在历史理论的公式里,排在奴隶社会之前的亚细亚 生产方法是不是一个经济结构?这点在过去以至现在,不但在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上未曾 有人着手,在方法论上也各执一说,弄得非常混乱”(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 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就历史的开始已经把握不住端倪,有以为和欧 洲的情形一样。……马克思对于这奇异的国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对于社会的形式, 他特别举出一个‘东方式’的名词。东方式这个谜的提示,现在正迷乱着多少人们”( 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第9页,《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 志》第1卷第4、5期合刊,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一年五月版。)。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 ,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阶段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更在于人们思 维的混乱: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为东方社会所特有,中国的历史发展为东方式的还是与 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相同? 社会史大论战中,《读书杂志》刊登多篇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进行探索。论战中,胡秋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为东方社会所特有”这 一问题的回答颇具代表性。他在《读书杂志》中撰文,批判亚细亚“特殊论”的观点, 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东方社会所特有。他指出“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论,从非马克思 主义者韦伯那里取得基本的‘水利’理论,又由最有权威的普列汉诺夫承继着一部分否 定的遗产,于是,在苏联就形成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一派,他们共同的见解不外: 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者,是东方的,与奴隶的,封建的,农奴的生产方法根本不 同的特殊生产方法;这生产方法之本质,就是私有土地缺乏--土地国有,人工的灌溉 之决定意义--及政权由水利而生,以及东洋专制国家之政治,特殊官僚士大夫阶级之 存在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找着了许多信徒”,在他看来,根本不 存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针对着人们将农村公社与亚细亚社会联系起来的观念,他 指出“即在今日,农村公共体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也还残留着。因此,它并不能决定亚 洲社会的特征。所以,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将亚洲社会看作一种与奴隶制,封建农 奴制,前资本制本质不同的社会,是毫无根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注:胡秋原: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2《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二卷第 7、8期合刊,民国21年8月版。)他认为,亚细亚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中国的发展道路 与欧洲并无二致。 王礼锡也对亚细亚“特殊论”提出批评,他说“(有些人)觉得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 ,不是用历史的常态所可解释,于是在马克思文献中找出一顶特殊的帽子‘亚细亚的’ 或‘东方的’,来加冕于这一个时代。马扎尔就是这派的代表”(注:《中国社会史论 战·序言》,《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季雷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论文,对马克 思主义有关亚细亚学说的渊源进行考察,他分析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社会学说的形成过 程,指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以及东方社会的论述,事实上受到19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而并没有对东方社会进行切实的考察(注:参考季雷:《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 刊。)。 与亚细亚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社会史论战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 道路是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道路,同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所经历的路径相同,其特殊性只表现为很小的一部分。郭沫若指出,‘中国人有一句 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 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注:郭沫若:《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现代出版社1929年版。)。这一问题,在《读书杂志》上同样 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王伯平说“中国历史,并不有异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其不同之处 也不过是某种特殊条件,如山川河流等自然界环境发生之特别影响而已。其整个历史发 展规律,则完全是一样的”(注: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2《中国社会史 的论战》第三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民国21年8月版。)。 陈邦国说“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 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注: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 道路》1《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期合刊。)。陶希圣 也指出“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 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7《中 国礼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王宜昌认为“假如我 们利用世界史底全盘,和中国历史比较,不只是用理论来观察中国,更不是用指导原理 底图式来观察中国,而免去一切理论上的抽象和含义混淆底困难。我们会发现中国底社 会史的阶段,同于西欧”(注:《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第3辑。)。从总体情况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路径完全相同。这种求同 论的观点,在社会史论战中比比皆是,它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成果, 也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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