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大论战中，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史学问题，如人们必须问答的问题有：中国奴 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在何时，或者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这一问题，也是《读 书杂志》中大多数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从《读书杂志》大量的论文来看，人们对中国封 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已初步形成了夏代封建论（注：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的质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殷商封建 论（注：胡秋原：《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3、4期 。）、西周封建论（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19 32年第2卷第2、3期。）、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 过程的新估定》，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 等学说。这些学说，初步论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在客观上影响了此后的古史 分期讨论。
    在《读书杂志》的论文中，人们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生产力问题、田制问题、社会中 人们的身份、封建社会衰落的途径等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是史学研究中的基础问 题，它们的提出，直接影响了此后的古史研究。
    总合而言，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无论在理论问题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史学问题 方面，人们敏锐提出问题，积极进行探索，其开启之功，不可淹没。在社会史大论战中 ，《读书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重大理论问题纳入视野，积极探索，正是对理论 问题的敏锐性与积极探索，构成了《读书杂志》的鲜明特点所在，也使得《读书杂志》 在诸多杂志中脱颖而出，于社会史大论战起到推动作用，成为论辩的重要阵地。
    三
    20世纪三十年代所展开的社会史大辩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进行的，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初步尝试。
    从《读书杂志》发表的论文看，无论学者们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至少从 表面上）接受了唯物史观。如在《读书杂志》上，常见有人称许自己“近年完全站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注：孙倬章：《中国 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或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 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注：杜畏之：《古代中国 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或指明，“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者，我们不由马克思的话来作根据，又由什么来作根据呢？”（注：孙倬章：《秋原君 也懂马克思主义吗？》4《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 期。）或在论辨中，以自己宗奉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为克敌法宝，如谓：“新思潮派之主 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则陷于资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主张封建经济者，排除帝国主义而后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种理论，只算是不懂经济问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孙倬章： 《中国经济的分析》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 。“（陶希圣）自称为一位唯物论者--并且似乎是辨证唯物论者……他标榜着唯物论的 旗帜，反对唯心史观的统治--这正是他能够迷惑一般青年学者底一种主要根据……唯 物论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注：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 》，《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在论辩中，常常可见人们在相互论辩、攻击中，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辩论之武 器，如《读书杂志》中刊载孙倬章对胡秋原的批评，“秋原君对于政治经济的修养，过 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过于缺乏，真正是‘就是警察禁止街上人的发笑，恐怕要 听见秋原君的马克思主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笑得牙齿落下来而警察禁止不住”（ 注：孙倬章：《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胡秋原自然反唇相讥，但所攻击点是相同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真是象孙君懂的那个 东西，我就不懂并不以为惭愧，不，懂才怪丑哩！”（注：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 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当时的情况，恰如《读 书杂志》中一封读者来信所说“论战中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 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注：见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 》1932年第2卷第2、3期。）。因此，有人断言“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没有唯心论者 插足的余地”（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言，《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 、5期。）。
    总之，可以看到，不管人们是否真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是人们依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当时的史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说，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 崭新的视角。正是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者们才有可能对亚细亚生产方 式、中国历史是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等 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人们的视野也才得以开阔。
    在社会史论辩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讨中国历史，有大批的论著问世。《读 书杂志》所刊载的论文，至少从表面看，绝大多数论文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学者们就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 果是丰硕的，对历史研究而言，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之功。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 运用，更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却由于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认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 具体研究，因此，社会史大论战中，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些 论证与结论的得出往往出现教条化、绝对化的倾向，以公式化的挪用代替了细致分析， 以至于探讨未能深入进行。对此，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逐渐有所认识，并予以批评和 总结。这一点，在《读书杂志》中也有比较客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