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新旧思想交锋阶段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他被聘为教授，主讲历史学、经济学之后，又致力于历史学的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历史，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
    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和分析历史，首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历史学家，代有人出，但就历史观而言，在李大钊之前，一直是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始终未能解决“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历史发展的内因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认识的最基本问题。先秦史家从神权的、天命的历史观出发，宣扬“君权神授”，把神和上帝当成人类历史的主宰。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才开始着力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历史的研究。但他们又从圣贤的、王者的、英雄的历史观出发，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历史发展的脉络。
    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进化论的传播，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梁启超对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他运用进化论学说，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过程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关系，使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仍未能找到历史认识基本问题的正确答案，最终又把历史归结为“英雄的舞台”，“舍英雄几无历史”（注：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仍未跳出唯心主义的老路。
    李大钊作为我国新旧史学思潮嬗变时期的接轨人物，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且运用唯物史观做为“解析史实的公分母”（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2页。 ）去分析和认识人类历史，以如椽之笔批判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弊端，在历史本体的认识领域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第一，在历史发展模式上，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针对当时梁启超等“论坛权威”宣扬的今不如昔和历史循环论等悲观论调，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原理指出：“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9页。）因而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 就要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为一时的挫折或倒退或退缩，要踏踏实实地创造性地生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无疑是振聋发聩之举，使人们感受到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第二，在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上，提出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时李大钊就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这已初步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又明确论证到：“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虽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会有反作用，但它最终还是被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所决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澄清了传统史学在历史发展动因上的迷雾，指明了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方向。
    第三，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认定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为了驳斥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对历史创造主体的歪曲，李大钊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立场上，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虽然“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 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历史的纯正的主人”，是人民群众。这种历史观，把人民群众从神权、圣哲、英雄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不仅指引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也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好了思想准备。
    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作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37页。）李大钊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是19 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是他整个史学思想的核心。由此划清了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标志着我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诞生，成为史学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