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张史学研究要运用“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和“历史研究法”，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方法是主体为获取某种认识成果所采用的手段。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应该掌握那种学问的研究方法。而对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历史进行研究，则不仅要掌握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还要掌握用什么样的思维去指导进行具体的史实研究，也就是要掌握史学方法论。然纵观中国历代历史学家，对具体的整理、处理史料的技术性方法探讨颇多，而对理论思维方法涉及甚少。司马迁撰《史记》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虽取材广泛而博杂，但撰写时注意秉笔直书，宁可受宫刑，也不为尊者讳。不仅使《史记》成为千古绝唱，也开了以考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叙事史学的先河，为以后历代史学家所效仿。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固有的基本操作技能和方法，被后人称为“历史考据学”。历代史学家为求得历史文献的真切和历史记载的可靠，都进行广泛的博稽搜讨，考求证据，熟练地鉴别比较，确定事实。这种治史方法的沿袭，对史料的发掘、史书的写作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其偏颇也很明显，就是容易使人陷入单纯考证、重钻故纸堆而轻对社会现实的研究。
    对这种传统治史方法的双重效应，梁启超有所认识。为探索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他提出将自然科学的“归纳研究法”引进历史研究。但他很快就发现，“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注：《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38页。 ）他初步意识到指导历史研究的还需“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但未能对这个最大关键做出科学说明。
    李大钊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能够高屋建瓴，十分注意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虽没有专门的史学方法论著作，但体现在他多篇史学论著中的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观点却异常丰富、鲜明、深刻，为由此以后的史学研究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李大钊将史学方法论分为“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两个层次，并指明了各自的作用。
    第一，“历史研究法”是史学的辅助学问。
    李大钊对传统史学方法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提出历史研究法应包括“历史考据学”和“历史编纂法”两方面。因为历史研究的两大任务之一是“整理事实，寻求它的真确的证据”（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 页。）。所以就要掌握采集、选择、考证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和史书的编纂方法，这是从事历史研究必备的常识。但在史学方法论体系中，“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页。）由此可见， 李大钊对“历史研究法”内含及作用的理解，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又经历代史学家认为搜集、考证史料即为史学研究的观念更高一筹。
    第二，“史学研究法”可指导史学的研究。
    真正对中国史学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划清旧史学与新史学界限的是李大钊倡导的“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也被他称为“史学研究法”。虽然在中国的历史学还未成为真正的科学，“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全确立的时代”（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页。），李大钊也未明确提出其“历史理论的方法论”的要点， 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发现其内涵。
    其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既作历史观，又作方法论。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总结中，李大钊发现：“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5 页。）要真正引导历史研究的深入，就应“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努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他认为唯心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专为帝王将相服务，使历史成了“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只有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才能真正进行“社会进化的研究”，完成史学所担负的任务。
    其二是主张运用历史哲学考察历史。李大钊曾专修过政治和法律，对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造诣颇深。在深入研究历史时，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历史学。他认为：“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史学研究法与一般理论学或知识哲学，有密切关系。”（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2页。 ）“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8页。 ）李大钊所倡导的运用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前无古人的。这是在极高的理论视角上，为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三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李大钊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范畴，“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他自己则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去揭开历史的谜底，指出“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1页。）。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与此同时，从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侵略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更可贵的是，李大钊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时，又把阶级看作历史范畴，认为阶级斗争并非与人类历史相始终，阶级分析与其说是“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这种分析方法不仅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提供了有力武器，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