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虽然以研究中古史闻名于学术界，并坦承自己不敢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他对于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也是有其独特见解的。（注：陈寅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其《寒柳堂记梦》中，此外，在其一些论文中也有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对此可参看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之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虽然该书在史料方面可能有某些不足，但基本看法与陈寅恪之《寒柳堂记梦》大体一致。）
    一
    陈寅恪对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他对慈禧太后的评价，认为晚清数十年间的多次事变与劫难，那拉氏实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关键在于其未处理好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此点之前半部容易得到认同，后半部似乎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清咸丰之季年，太平天国及其同盟军纵横于江淮区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走避热河，实与元末庚申帝之情事相类。然以国内外错综复杂之因素，清室遂得苟延其将断之国祚者五十年。凡此五十年间政治中心，则在文宗孝钦显皇后那拉氏一人。……综观那拉氏一生之行事，约有数端：一，为把持政权，不以侄嗣穆宗，而以第承大统。后取本身之侄女强配德宗，酿成后来戊戌、庚子之事变。二，为重用出自湘军系统之淮军，以牵制湘军，遂启北洋军阀之一派，涂炭生灵者二十年。三，为违反祖制，信任阉宦，遂令晚清政治腐败更甚。四，为纵情娱乐，修筑园囿，移用海军经费，致有甲午之败。五，为分化汉人，复就汉人清、浊两派中，扬浊抑清，而以满人荣禄掌握兵权。后来摄政王载沣承其故智，变本加厉，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注：石泉整理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
    陈寅恪的这段论述，概括了他对清朝灭亡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清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退；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就陈寅恪所指出的五点而言，除第四点外，都可归于种族与文化问题。本来，乾、嘉之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异族（相对于汉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力量，不敢放心地重用，而搞什么分而治之（如对曾国番、李鸿章等），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此外，笔者以为陈寅恪对慈禧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在一个专制政权下，个别统治者的决策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折，强调此点并非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
    第二，是其对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何以战败原因的研究。首先，陈寅恪认为清廷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愚昧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这在前面所引一段话中说的很清楚，其承担主要责任者就是慈禧。（注：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中指出：“三十年来，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为慈禧太后，后之为人，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对于当时中国所处之变局，以及敌我强弱之悬殊，实无根本之如实体认，故对外于甲申中法、甲午中日皆尝一怒而言战。甲午一役，遂终于一发难收。”见该书第50页。）其次，陈寅恪以为当时清廷上层士大夫主要是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来搏个人之间恩怨及意气之争，这种派系之争在被利用后，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这又与文化和党派问题有关。陈寅恪指出：
    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注：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中指出：“三十年来，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为慈禧太后，后之为人，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对于当时中国所处之变局，以及敌我强弱之悬殊，实无根本之如实体认，故对外于甲申中法、甲午中日皆尝一怒而言战。甲午一役，遂终于一发难收。”见该书第50页。）
    陈寅恪以为，对于李鸿章在甲午之战中应承担之责任，其实很简单，不在于他是战是和，而在于怎样做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当时中国军队徒有虚名，其战斗力实不堪一击，陈寅恪曾引吴渔川《庚子西狩丛谈》及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关记载论述此事。（注：参看《寒柳堂记梦》及《寒柳堂记梦》（补）中有关部分。）然而李鸿章明知战则必败，却仅以慈禧之意为决定，又在翁常熟等逼迫下，强开战事，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陈氏父子才对李鸿章不满。黄秋岳对此评论说：“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注：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从陈寅恪父子的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地以主战或主和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大大落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每次战争虽然正义都在中国一边，但每一次都会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求和表面上似乎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而不得人心，但却可能换来中国的暂时喘息，延缓和避免民族灾难发生的进程。对国情和民情了解的人，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决不能意气用事，成为历史的罪人。在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列宁为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巩固而与德国签定的和约应该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