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日甲午之战后，除极少数顽固守旧派外，事实上清廷朝野上下均已意识到中国的变革已刻不容缓，问题只在于如何去变，对此学术界已有共识。当时，在华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纷纷发表文章，试图影响中国的变革进程。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传教士认为，中国的变革，“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菲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即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也。”（注：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政治之本》，原载《万国公报》十三卷第24页。）坚持认为“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注：林乐知《大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记本末》，第六卷，第47页。）应当指出，这些建议自然有为他们本国利益着想的成分，却也的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于中国失败的原因，外国传教士普遍认为是“不当战而战”，欲速则不达。若因此能唤起朝野上下励精图治，从事变革，中国则大有希望，但万万不可因此而走急进之路；“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可惜，外国传教士的意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陈宝箴父子似乎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以至数十年后，陈寅恪在谈到甲午之战时，其意见仍如当年传教士的观点，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其次，许多外国传教士并不以为慈禧是真正的顽固派，他们一面兴奋地表示支持，一面又不断提醒维新派不要操之过急：“特别要他的维新派朋友们记住，有必要把变法的影响施加在慈禧太后身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太后会像皇帝一样转变过来的。”（注：苏廉臣《李提摩太》，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平心而论，慈禧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却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顽固不化，只要不是推翻清朝的统治，只要不削弱她手中的权力，慈禧对于变法倒是支持的。事实上，甲午战后，慈禧也逐渐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性，对于康有为的思想她从整体上也是同意的。1895年5月，康有为的第三书送至光绪手中，光绪派人给慈禧看，慈禧“留览十日，二十六日乃发下。”（注：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22页。）可见慈禧是极为重视并表示同意才发下的，不然她完全可以留下不发。正因为此，光绪才将康之上书发至各省督抚，并据此颁发了具有变法内容的《学人才诏》等。此外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可从百日维新前夕看出，当时光绪面见慈禧，慈禧主动告诉光绪：“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戒第毋操之过蹙而已”。（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正是由于得到慈禧的支持，光绪才下决心立即实施变法。在变法期间，慈禧还向光绪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类似材料还有。总之，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富强且不会削弱清朝统治（也即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的变革，都可以实行，但不能操之过急。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则一是因为康梁已有“围园杀禄”之谋在先，二是她对变法过程中日益激烈的方式感到不满，如光绪断然裁撤了京师一些闲散衙门，用意虽好，却使“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
    事实上，对于帝、后之间的分岐以及他们对于变法的态度，即使在当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都已有人看得很清楚。如王照评论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第四册，第359页。）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同前引书，第一册，第481页。）上述二人，一为维新派，一为荣禄死党，然对慈禧的见解却惊人的相似，可见说慈禧与光绪之争主要为权利之争而非政见之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令人遗憾的是，王照等虽曾把自己的建议告之于康有为，但康并未采纳，而是仍然“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同前引书，第一册，第481页。）
    今天看来，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的确想急于求成，这从他在短短百日内就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谕旨这一点便可证明。其根源恐仍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失误有关，与光绪本人年轻气盛有关，更与康梁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并非什么改良，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中甚至还有实实在在的刀光剑影：已有史料证明康梁等当时的确有“围园杀禄”的计划。他们希冀“挟天子以令诸侯”，尽快实施他们的变法纲领，其动机虽然良好却不免过于天真。且对康有为而言，也不乏借机博得盛名的个人动机，对此陈宝箴早有觉察，曾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指出：“臣抚该员（康自为）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注：《湖南巡抚陈宝箴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1页，存北京国家档案局。）
    我以为，研究戊戌变法，重点并不在于为何康有为的方式行不通，而在于为什么他的思想最后被光绪以及一些大臣接受了？因为他的托古改制其实是很幼稚的思路，陈寅恪曾讥讽为“支离怪诞，可谓‘神游太虚境’矣”（注：石泉整理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可惜，恰恰是这种思路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倾向和康有为对外来文化缺少基本理解的事实。仅仅看到中国需要变革，这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变革为重要。如果不能说康有为等人不了解国情，那么，他的急于求成只能让人理解为有迎合光绪之意愿和满足一己私利的成分，无怪乎陈氏一家对其有所不满了。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之所以最后走上康梁所设计的激进道路，真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朝野上下均有大难临头之感，认为中国之亡在即，渐进之法已是远水难救近火，所以对康梁的主张，颇有无论怎样，先试试再说的想法。要么不做，要么快做，这就是当时包括光绪等人在内的思路。要么顽固排外，要么奴颜婢膝，慈禧对列强的态度也是如此。恰恰是中国方面的一次次内外政策的失误，使本来对瓜分中国不抱幻想的列强逐渐产生了中国已日趋衰亡、可以分而食之的想法。（注：英国驻华使节格纳在解任归国前对甲午战后的中国局势说过极为坦诚的意见，《翁同龢日记》对此有记载：“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乎？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若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有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真说，不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尔，此吾临别之言譬如遗折，言尽于此。”见翁日记第三十四册，第92-93页，1928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版。）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只有采取守势，以暂时的退让换取时间，争取变革的实施。郭嵩焘、张之洞和陈宝箴等人正是看到此点，才主张稳步缓行。事实上，即使到了庚子事变时期，西方列强限于种种原因，也并未有真正瓜分中国的计划，而是决定继续保有清朝的统治。自然，这出于它专门要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目的，但这本身已经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对其采取强硬手段不如尊敬它和利用它，所以列强在最后也并未让光绪来取代慈禧。显而易见，在如何使中国避免出现混乱方面，它们认为慈禧比光绪更有经验。
    对慈禧而言，在经历了如许事变后，她对清朝的前途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其大胆与彻底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例如，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放宽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开始把公共事务交由公众讨论等。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人们的思想有了惊人的发展，在戊戌变法时被认为是过于激烈的康有为，此时已被认为是保守了。总之，“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5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言可能有些夸张，但在20世纪初，清朝的确表现出可能中兴的迹象，说是回光返照也好，垂死挣扎也好，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在一个日趋衰败的统治体系中进行适当的改革，即使不能促其再生，至少也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所以，今天再看陈氏三代人的思想，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