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寅恪认为甲午之后，言变法维新实际上有两种观点，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派以郭嵩焘、陈宝箴为代表，二者在如何变法、变法的实际内容等方面均有分歧。倘若后者在当时能被采纳，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注：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对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百日维新，表面如火如荼，实皆纸上文章。而当时比较开明通达、赞助新政之大臣，对于康之孔子改制学说，亦几一致不能同意。疆中之重心人物张之洞，且特著《劝学篇》，以矫维新人士过激之论，而京中则新旧僵持之局已成。维新诸健者，皆书生，更事少，愤太后之大权在握，挟制德宗，致不能有为，又惧太后一党或将先下手以不利于己，于是铤而走险，乃有联袁世凯谋发动政变，诛锄后党之举。终为袁所卖，而一败涂地。）当然，历史无法重演，如今我们更应思考的恐怕还是为什么康有为的观点被接受了，（不仅是光绪接受，慈禧在最初也并非不赞成康有为的变法）这与传统文化又有多少联系？请看陈寅恪的论述：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险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注：《寒柳堂集》，第148-149页。）
    范肯堂在为陈宝箴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及陈宝箴只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康有为在挽陈宝箴的诗中也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之句，均可说明康与郭、陈等之观点确有分歧。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所依赖的理论依据，大致来自两个方面。在西学中主要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简单接受，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亦即进步）的而非倒退或一乱一治的循环，且全人类的发展进程和大趋势是一致的。各国历史的不同，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最终会走到大同。这实质上已经是公羊三世进化说的来源。同时，由于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遂误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解决哲学问题，这对于其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既然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则向西方学习是必然之举，晚学不如早学，学一点不如学彻底。但他们也注意到在中国不能立刻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还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途径。于是，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撰写，康有为完成了对传统经学和道统的改造，而这种改变显然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气息。经过重新解释的孔子居然被说成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开创者，孔子遂成为康有为实行其变革的工具。这就为康有为扫清了变法的障碍，也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同情。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地学习西方，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的支持，说明它确与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因素有关。
    而郭嵩焘比起康有为来，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要深刻得多，他认为：
    西洋负强争胜，怀乐战之心，而用兵具有节度。其发谋常在数年数十年之前，而后乘衅以求逞犹不遽言兵也。挟其所争之势，曲折比附以为名，常使其气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挟，是以事先有预定之略，临变有必审之几。以彼之强，每一用兵，迟回审顾，久而后发。其阴谋广虑，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利导之，祸有所止，而所发明之奇巧转以为我利用厚生。……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强方强者乎？彼固无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注：转引自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能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已非昔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
    因此，在彼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放弃闭关自守的态度，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外，更应抓住时机，立即着手变革。但在变革进度方面，则应考虑到中国实际，只能渐变，不可求速成。（注：《郭嵩寿诗文集》有关论述。）为此郭嵩焘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即不仅要进行物质层面的变革，也要进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要大力兴办西学，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必须把了解中西方的不同国情作为救国之根本。他已意识到西方的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长期徘徊不前，统治者不了解下情，更不了解西方，这是最危险的。（注：可参阅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与郭嵩焘相比，陈宝箴属于更务实、强调实干的一类人。作为巡抚，他有机会实践郭嵩焘屡屡提议却从未得以实行的许多变革措施，湖南在当时成为维新变法的热点地区，其兴新学、办报、开矿等措施，影响深远，尤其是出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对于陈宝箴，不仅曾国藩有很高评价，郭嵩焘亦然。他认为陈宝箴“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作也，充乎其气而不慑也。”（注：《郭嵩焘诗文集》卷十四。）
    1897年11月初，梁启超来到长沙。在梁启超赴湘之前，他与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应如何变革的讨论，可能对他们后来在时务学堂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及在戊戌变法中的举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据史料记载：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同。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
    当时时务学堂的授课方式，除讲学外就是令学生自学做读书札记，然后梁启超等教习为其写批语，其中颇有不少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之语。如提及废除跪拜之礼、开议院、改朔易服等，发聋振聩，影响广泛，再加上《湘学报》上不时刊登的言辞过激的文章，自然引起湖南保守势力的反对，其代表人物是王先谦、叶德辉等。（注：陈三立曾这样阐明其渐变主张：“窃惟国家兴度存亡之数，有其渐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几焉，谨而持之，审慎而操纵之，犹可转危为安，消祸萌而维国是也。”见《庸庵尚书奏议序》，《散原精舍文集》卷七。其思想除受郭嵩焘、张之洞等影响外，也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之影响。）本来这些人与梁启超等私交甚好，梁氏初至长沙时，均与他有来往，他们也非人们所认为的是极端保守派，而是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理解的开明人士，事实上时务学堂之设立最初正是王先谦提议的。王先谦等与时务学堂师生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康有为之公羊托古改制学说不满，要对某些师生宣扬的反清、反帝制、开议院等过激主张不满，遂上书陈宝箴，斥责梁启超等多是散布谬论，误人子弟的乱臣贼子。陈宝箴据理驳斥，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从陈宝箴方面讲，他既要维护时务学堂，又并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等人的过激之言，这也可看出他们与康梁等人的分歧。大体上陈氏父子与张之洞、郭嵩焘较为一致，主张渐进。就变革方式而言，他们反对托古改制，主张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变革。（注：《寒柳堂集》中《寒柳堂记梦》有关部分。）具体操作上，陈氏父子主张不可只将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而应劝引慈禧太后赞助改革，因大权仍在她的手中。否则帝后对立，母子冲突，矛盾激化后，大局将不可收拾。为此他们力主让张之洞进入权利中心，因慈禧太后对张一直有好感，推荐杨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注：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原载《万国公报》三五七卷，第77页。）
    在此应当弄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慈禧？她是否对变法一点也不赞同的顽固保守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