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是中华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北方民族“史学”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不同于中原汉族“史学”的民族特色。
    一、不平衡性与渐进性
    从先秦至清末，先后活跃在中国北方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计有四十几个。但是，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史学”。除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维吾尔等少数几个民族有“史学”外，其余大都未见形成他们自己本民族的“史学”学科。由此，便体现出了古代北方民族“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发展的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时间为“轴线”：越近上古，民族“史学”越不发达，反之，越近现代，民族“史学”便越发展迅速。如鲜卑族活动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汉晋南北朝时期，而满族则出现于距今仅三、四百年前的明清之际。拿这两个民族的“史学”做比较，很明显，鲜卑族史学即远远比不上满族史学发达。二是以具体某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历程为“轴线”：在该民族的产生之初，几乎没有“史学”，或有也极不发达，大多仅为一些“口碑”类的历史传说而已。但到了这个民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史学”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如契丹史学、女真史学等莫不如此。
    二、“以史为鉴”和“彰善瘅恶”的修史宗旨
    金末元初时著名史学家王鹗于至元元年（1264年）向蒙元统治者上疏建议修撰本朝“实录”时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记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1〕在此， 史学家王鹗已明确提出了修“祖宗历史（实录）”，将来可对子孙后代起到教化和启迪作用。“史学”之社会功能，除了“借鉴”祖宗历史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借鉴”作用，那便是让子孙及臣民了解前朝的历史，为现实统治服务。关于这一点，尤其是在清代满族统治者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清定鼎中原后的开国之君顺治皇帝，虽在位时间不长，但他却倾心“史学”，想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以为治国之鉴。康熙皇帝，也从历史上的成败兴亡中悟出了“自古未有于不勤恤其民而可以战胜攻取者也”。〔2〕“敬天之事莫过乎爱民”〔3〕的道理来。而当清帝国走上鼎盛时期的乾隆皇帝， 清楚认识到“史学”对治理国家有重要作用时，便不惜人力和财力，编修史籍，从而使乾隆朝的官修史书不论规模、数量与种类，均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的统治者大都坚持“彰善瘅恶”的修史准则。即要求史官著述史书时要有鲜明的态度：表彰忠节，贬斥背叛。其目的无非是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封建纲常礼教，运用“史学”之社会功能为现实服务。坚持“彰善瘅恶”这一修史准则最为突出者，莫过于清代乾隆皇帝。他力主大赞大树历史上的忠义典型，尤其对明末因抗清而殉难诣人大加表彰，赞扬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及“各为其主，始终不屈”的凛然正气。他特地下令将其事迹明载史册之中，以“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4〕目的是叫他的臣民仿效，以维护清朝的统治。
    而对叛明降清，替满族统治者打天下、效尽犬马之劳的人物则在修史时列入《贰臣传》或《逆臣传》，突出其“罔顾名节，身事两朝”的“丑秽之行”，以警世化俗。乾隆帝在上谕中即云：“国之修史，所以彰善瘅恶，传信于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敕命史官撰《贰臣传》，为明朝官员投降清朝的人物传记。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洪承畴、祖大寿、王铎、宋权等等，“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为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示彰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