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着若干种倾向不同、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潮息息相关的史学思潮，而有思潮一般说来就有学派；同时，由于每个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架构不同，对史料、史实的诠释不同，自然而然地也会使一批史学家对某些问题持有共同见解，从而形成学派。当然，衡量一批史学家是否构成为一个学派，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有一种共同遵奉的史学主张，是否有一套体现这种主张的论点系统。由此看来，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主张者确实构成了一个学派。
    在承认和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同时，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以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划清界限，是这一学派几十年来的突出特点。但由于我们的社会现实长期受制于民粹主义的影响，所以这一学派一直遭受压抑和打击。现在已经到了给这一学派以应有地位的时候了。
    一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始于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农民战争性质和地位的判定成为这种研究的经典理论。一段时间内，史学界内部对这种判定的认识和诠释并无分歧。但1955年后，分歧、尤其是深刻的分歧产生了，另外的认识和诠释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产生。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不能建立非封建性的“农民政权”，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首先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1955年8月，孙祚民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的发表，是这一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
    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早在1950年吕振羽就提出来了。①但最早判定农民政权依然是封建政权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赵俪生。②继他之后，稽文甫和漆侠也都承认和强调了这一点。③正是在他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孙祚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农民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农民起义和战争，可以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但他们是不可能组织‘农民政权’的。”“假如农民起义能够得到胜利，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便会、也不能不泰然自若地做起封建皇帝来。朱元璋的一生事业，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典型范例。”而且，“他从一个农民领袖变成封建皇帝，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在统一后所建立起来的，依然只能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这一点容易为、而且也早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但张鲁、黄巢、李自成所建立的、与封建专制政权相对抗的短期性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呢？是为农民自己谋利益的政权吗？这是农民政权问题讨论中的关键问题。孙祚民对此是坚决否定的。他说：“‘新政权’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的不同。”因为“封建社会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领袖在起义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短期性政权，显然都没有、也不可能变广大农民为统治阶级，即没有、也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上获得解放。因此，把这些短期性政权称之为‘农民政权’，也是不恰当的。”
    为了论证封建社会的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孙祚民还触及了农民的阶级属性和他们所进行的起义和战争的性质问题。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农民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下”，自然不会满意于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但他们“也不会看出这种生产关系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因而，农民起义曾经顽强地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了战斗，可是他们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所有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战争的矛头，自始至终总是指向某些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他们以为，暴君酷吏、恶霸地主，是农民的敌人；而剥削较轻和一定程度同情农民的‘明君’‘好官’，对于他们是并无损害的。”因此，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专制的最高与集中代表者--皇帝的身上。④
    可以说，孙祚民的文章把历史主义学派后来所坚持所捍卫的基本观点、基本主张都提出来了。因此，我们把它的发表看作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
    如果说孙祚民的文章是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那么，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在1961年8月的发表，则是历史主义学派正式形成和基本成熟的表现。
    蔡美彪的这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历史主义学派基本观点的力作。论文发表前后，正值关于农民战争史讨论的高潮期间。孙祚民的前述主张也正受到人们火力密集的批评，历史主义学派在遭受了第一次政治批判的厄运之后这时尚未站稳足跟。蔡美彪这篇文章的问世，是对流行阶级观点派的第一次有力反击，壮大了这一学派的声势，为这一学派赢得了更多的成员。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六节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囊括了当时讨论中的几乎所有问题。“一、两种性质的革命。”作者指出：农民战争可以说得上是革命，“但它是不同社会革命的另一种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它不是革封建的命，而是在封建范围内革命。这是作者为农民的所谓“革命”降格。“二、农民战争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作者在这一节里继续为农民的所谓革命降格。作者说：“起义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或者说，“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指责归之于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的王朝，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那个阶级。”许多人都曾以“均贫富、等贵贱”来论证中国农民的觉悟和斗争水平如何高、甚至据此认为起义农民能自觉地反对封建制度。蔡美彪在第三节“关于‘均贫富、等贵贱’口号”中指出：绝不能把这些口号解释成当时的农民就已经“打土豪分田产”、“农民起义打倒地主”，“因为史料并不曾表明农民分了田产。”在“关于‘皇权主义’‘农民专政’”的第四节中，作者说：“起义农民领袖建立的那些所谓短期的政权，是不能看作‘农民阶级政权’、‘农民专政’的。”在“起义者所控制着的仅仅是‘一定地区’小范围内，”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地主阶级依然是剥削阶级，农民阶级依然是被剥削阶级。这也就是说，这里的社会经济关系依然是封建的经济关系。”既然“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一定的地区里，经济基础……是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的。这样的政权又怎么能说不是封建政权，而是‘农民阶级政权’呢。”何况农民本来就是个皇权主义者阶级。在第五节“为什么中国农民战争总是反对王朝和官府”和第六节“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一个特点”两节中，作者说明了中国农民战争和俄国农民战争不同的特点，但在信奉皇权主义方面却又是相同的，一致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