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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不但在平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和“革命”积极性，就是在他们起来造反时，也不具备为人们所一再渲染的那种“反封建”的觉悟性、革命性。蔡美彪说：“在农民战争胜利发展的年代里，起义农民领袖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推翻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势力，而由自己去充当‘好皇帝’，建立‘好王朝’，实行‘好政治’。”“而起义群众也完全拥护领袖们的这些称号、这些目标。因为他们所要争取的本来就是一些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不再前进一步，也不能再前进一步。”总之，“起义农民争求建立新王朝，起义领袖则争求成为新皇帝，‘打天下，坐江山。’”这就是历史上“农民革命”高潮中的农民的思想状态。（18） （3）农民起来造反，并不意味着“革命”，因为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封建的东西。蔡美彪说：“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不能不以封建王朝的体制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蓝本，因为当时还只有这样一个蓝本。”“封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经验，”常常“构成了领导起义行动的理论基础。”“封建的思想理论影响着并且往往是在事实上指导着、支配着起义农民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总之，“秦朝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19） 从上面几点，人们能引伸出什么结论来呢？（1）“农民本身是个封建阶级。”（20）马克思认为，农民是“旧社会的堡垒。”（21）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农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正是以这些作指导，历史主义学派重新认识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在他们看来，千百次农民起义，并不具有人们所说的那种革命意义，而不过是“用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的统治，”目的和结果只是“建立新王朝”，“成为新皇帝”，“打天下，坐江山。”而这些，不过都是些封建的东西，何革命之有？！这样，那些用来证明农民是“革命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到头来都不过证明了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农民本身是个封建阶级，”翦伯赞的这一论断是能为全部史实本身所验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认识。 （2）农民的起义和战争不具有也不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一点上曾受到激烈而尖锐的批评。但这实在有点冤枉。因为历史主义学派在主观上仍然一般地承认农民“反封建”。他们说，农民只是自发地反，从未自觉地反。如翦伯赞的农民“三反三不反”就是。现在看来，说农民“自发地反封建”也是不能成立的。人类在认识规定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自发的，不管哪个阶级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在根本没有任何自觉性可言的情况下谈自发不自发，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还有一种自觉的农民战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和这种革命相区别，说旧式农民战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又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事实上，农民不是自发地反封建，而是自发地倾向封建。在没有一个封建主的一群小农中间仍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封建的社会关系来，会再生产出封建的社会制度来。 需要说明的是，说农民起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起义不起作用，只是说它在封建范围内起作用。一种历史运动所起作用的大小和这种历史运动本身的性质是两个问题。以往一些人之所以不自觉地把旧式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化，从认识根源上看，关键在于没有把这两者区别开。在他们看来，不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反封建的，就好象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没有意义。这也难怪，因为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的总的历史，不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22）于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起义、农民的战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非把农民起义拔到反封建的高度不可。这明显是误解。实际上，如同我们早就指出的，农民起义和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的“变法”、“革新”、“更始”具有同样的性质。他们都是封建机器的“修理工”，他们只能充当这样的“修理工”。在人类还需要封建主的时代，反对封建才是阻碍历史的进步，而充当封建机器的“修理工”，改造和换新封建机器的某些部件，促进封建制度自身的发展，恰恰是对历史进步的推动。 “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这个论点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告诉人们，由这个阶级的成员领导和参加的革命本身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个阶级的一些要求和愿望--平均主义--反映到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去的时候，更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是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某几方面，但远不是在一切方面有革命意义。同时革命运动将在自己里面含有一些连自己的参加者也不知道的反动的胚胎，这些反动的胚胎将在或迟或早将要临近的将来使它失去这一部分的意义。”从而使革命走向反面。（23）农民是个取而代之主义者，（24）它本身仍然是个封建的阶级，既然如此，在农民意识即平均主义指导下的“反封建革命”，也只能获得个封建结局。 三 农民战争史研究和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农民革命同时起步，但它的“繁荣”却是在这场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成功了的人民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世界，既要改造政治，也要改造经济与文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主要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改造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的命运当然要受这种改造本身的形势影响。建国之后，我们的社会并非风平浪静。从基本方面看，建国后政治论争的轴心为：是按照小农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呢还是按照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来改造中国？而主要矛盾是，是小农、小生产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改造呢还是整个社会接受小农文明的改造？倾向于后者的，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倾向于前者的则说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与斗争反映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具体到史学上，则是“阶级观点”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 5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结构是复合的，政治生活基本上是求实和宽松的，对思想文化尤其是对史学的管理远不如后来那么严密。孙祚民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新认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