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蔡美彪的文章，当时的史学界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历史主义学派就是在这场论战中走到一起来的。蔡文在许多方面发挥和展开了孙祚民所提出的论点，在这场论战中，孙祚民又就当时论战的各种热点--皇权主义、农民政权、农民战争的自发与自觉、如何运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为自己辩诬，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向“阶级观点派”挑战，特别是他指名道姓地迎击了关锋与林聿时，使得他们的霸气有所收敛。这时属于历史主义学派的还有吴晗、⑥沙健孙、⑦周良霄、⑧吉敦喻、⑨吴天颖⑩诸位。他们或者挺身而出支持孙祚民、蔡美彪的论点而反击对立的观点，或者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些别有新意的见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在这时成为历史主义学派的旗帜。
    翦伯赞《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蔡美彪的文章是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一节“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和在其他场合的讲演中，翦伯赞以最集中、最精炼、最准确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起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11）在谈到农民政权问题时，他说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但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因为：“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不能是其他的什么性质的政权。有人说农民的政权与地主的政权有区别，他是小农的政权，但小农的政权仍然是封建的政权。”（12）另外，关于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实质等，翦伯赞也都发表了有代表性的意见。
    我们说翦伯赞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不仅仅是因为他提出了上述纲领性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给这一史学流派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历史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当时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被视为异端的人纳入历史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都高举历史主义旗帜，都主张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严格放入封建社会中去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观点体系。
    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对农民战争史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看法，对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本质特性的认识，现在看来，不但经得起史实的检验，也经受住了现实政治实践的考验。但是，在农民意识愈来愈占支配地位的岁月里，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也愈来愈为现实所不容。最后，这一学派受到致命打击，其成员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翦伯赞则为这些论点而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这一学派的基本主张也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13）其认识也被大大向前推进了，关于农民战争和农民的新认识这时集中反映在董楚平的观点中。
    董楚平在1980年《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中指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打垮旧王朝与建立新王朝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反动”，而是它的发展，是另一种质态上的发展。
    翦伯赞、孙祚民、蔡美彪的论点由于受到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彻底的弱点，如他们也一般地认为农民“反封建”等等，这常常使他们的论点陷于矛盾状态。董楚平在这个问题上则克服了他们的不彻底性，提出了有名的“修理工”思想。他说，不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全过程来看，农民战争都未曾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相反，它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下降阶段，千百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正常机能未能发挥而爆发。就是说，封建机器还未使用到极限，只是由于发生某些故障而无法运转，或由于时代水平的提高使它的某些部件需要换新。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把这部机器拿去报废，而是加以修理或改装。不管起义农民当时是如何想法，客观规律性的作用使农民战争只能起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在封建制度还未报废的时候，做它的修理工并不是屈辱的角色。只要修理得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4）
    就象50年代孙祚民的论点、60年代翦伯赞、蔡美彪的论点曾经激起过人们的义愤一样，董楚平的“修理工”的论点，在80年代也同样使一些人感到怒不可遏。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以平均主义功过为焦点的大论战。
    有一面公开打出的历史主义旗帜，有一批学者明确表示在这面旗帜下从事研究，有一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所以，我们说，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构成了一个阵容整齐的学派--历史主义学派。
    二
    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且互相敌对。”（15）所以他们构成为一个阶级是不成问题的。但关键和要害在于，在这种“既定经济条件”下他们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级。历史主义学派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还在60年代前期就提出了关于这个阶级的本质属性的见解。
    农民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曾经极大地困扰过中国史学界。历史主义学派可以说早就摆脱了这种困扰。他们首先在农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阶级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正是这个一致的前提导出了一系列趋同性论点。
    他们认为：
    （1）从农民阶级日常意识来说，他们和封建剥削阶级的成员一样，也具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思想。孙祚民说：“农民的生根于其小私有经济的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本身，又在不断分化着。这样，农民头脑中必然滋生着一种强烈的向上爬的思想。平常，农民们在贫苦的煎熬中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变成富人、地主、官吏，爬进剥削阶级的圈子里去；当他们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而且在对封建专制政权战争取得胜利、有了向上爬得更高的机会和可能时，逐渐变更其阶级立场，进一步要爬上皇帝宝座、做起封建皇帝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16）蔡美彪说：“在平时，农民群众的现实愿望，就是地主阶级减轻些剥削和压迫，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活得稍好些。而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财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耀祖光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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