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德运”、“正统”之争的修史观念
    在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的修史过程中，重“德运”，争“正统”，已成为各族统治者一致的观念意识。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受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影响，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统治者及汉族史家，大都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称之为“夷”、“狄”、“蛮”、“虏”等等。所以，各少数民族一旦壮大起来，建立起统治地方或全国的政权，便唯恐别人再说他们是“蛮夷”、“僭伪”或“非正统”。所以，他们便想方设法在修撰“国史”时，“追本溯源”，寻觅他们自己所谓的承继“德运”之宗主，为宣扬“正统”寻找凭据，制造舆论。
    从契丹辽开始，在北方民族史学界展开的“德运”、“正统”之争，历金、元两代，始终未决，也成了这一时期修撰史书的时代特点。直至元末修撰辽、宋、金三史之前，汉人史学家杨维桢还向皇帝表进《正统辨》，提出“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主张蒙元应继宋为正统〔5〕。事实上，辽、金、元同是以少数民族兴起于北方，兴衰嬗替，如果否认契丹辽、女真金的“正统”地位，也就等于否定了蒙古元朝的自身。所以，蒙古族统治者在敕修辽、宋、金三史时，决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分别编修，独立成书，杨维桢之言“终不见用”。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但清代满族统治者毕竟仍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出身。所以，他们仍忌讳汉族人士说他们为“夷”，为“非正统”。所以，在编纂史书过程中，满族皇帝们仍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大肆宣讲、演绎历史上的所谓“正统”问题，以便为他们自己的“正统”服务。本来，元末修辽、宋、金三史时，蒙古统治者已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将契丹辽、女真金全都列入“正统”行列，也是符合史实的。但是，由于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是“承”汉人之大明“德运”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清代满族皇帝便一反元代蒙古贵族的提法，主张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乾隆皇帝于1781年曾谕示馆臣，保存杨维桢的《正统辨》，并说：“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路，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之《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起自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6〕不论乾隆皇帝如何解释， 其目的只有一个：大清是理所当然的“正统”王朝，绝非“夷狄僭伪”。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提及，那就是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修史过程中与“正统”相关的“民族统一”史观的出现。早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治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新趋势，史学中的民族统一倾向便有所发展。如北魏著名史学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就是根据时代的特点，分述各族历史，反映出各族统一的要求和趋势。崔鸿在书中以晋、宋的年号系年，将十六国“国书”一律改称为“录”，“帝纪”改称为“传”。这样，他就把纷繁复杂的十六国史，写成了一部在统一年号下的各民族的发展史。崔鸿这样写十六国史，显然有着“明正统所归，匪在元魏”〔7〕的寓意，但在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 他能主要从各族统一的角度去写各民族的历史，确是具有史识的。此后之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的统治者们，在争“正统”的同时，也寓含了“民族统一”的史观。他们接受中原汉族帝王的“正统”、“天命”、“仁政”等观点，把自己纳入中原帝王“正统”的统系之中，在各族关系上则反映出“各族一家”的中华观，这是进步的民族思想，也是辽、金以后史学观点上的新变化，是对汉族“正统”观念的突破。
    四、“直笔”史德与“讳恶”忌禁之矛盾
    “直笔”修史，是历史上大多数正直史家所倡导、所遵循的修史准则，是“史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古代修史，尤其是官修史书，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当时的当权者手中，他们要求所修之史要为其统治服务，要为统治者及其祖先们歌功颂德；对于自己的丑行，尤其是祖先历史上的污迹、暇点，他们是坚决反对史官“直书”的。这就是所谓修史过程中的“讳恶”忌禁。刘知几称其为“曲笔”：“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种修史中的“直笔”与“讳恶”既相互矛盾又同生共存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是周边少数民族相对中原汉族来说，其社会发展及文化形态是比较原始、落后的。而那些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们，在责令史官修史过程中，极力掩盖、遮饰他们祖先历史上的原始、野蛮和落后的一面。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作法便同主张“直笔”修史的史家观点产生了矛盾。可以说，从鲜卑族统治下的北魏时开始，一直到满洲贵族统治下的清代，这种矛盾一直存在着，并不时被激化。
    鲜卑贵族统治下的北魏前中期，修国史者大多为汉族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如崔浩、高允等等。这些史学家都力主“直笔”修史，如实反映北魏及拓跋鲜卑人的历史。如，高允即曾主张：“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8〕正是由于崔浩、 高允等一批史家在撰修鲜卑魏的国史中用了“直笔”，对鲜卑拓跋部历史上的原始落后的一面没有“曲讳”，因而，才发生了震慄千古的崔浩史狱。 崔浩与诸史官奉命同修《国纪》，鲜卑族统治者期望所修史书能美化他们的祖先，并为现实统治服务。但恰恰相反，崔浩等人修成的《国纪》，在鲜卑人看来，一是“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即遭到鲜卑贵族的“抵斥”；二是“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真实地记述了鲜卑拓跋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落后状况；三是美化了汉族门阀士族，渲染了他们在北方统一中的谋谟之功。所以，当《国纪》写成，并刊石于京都平城郊外，鲜卑贵族“咸悉忿毒”，终以“暴扬国恶”之罪名，构成一场大狱。主修史官崔浩及其同修僚属、僮吏等128人皆被诛， 清河崔氏及崔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夷族。此后，北魏鲜卑族统治者因此十年不设史官。崔浩虽被杀害，但当时修史中的“直笔”与“曲讳”之矛盾并未解决。后来，从崔浩案中幸存下来的史家高允又奉命修史，依然坚持“直笔”，“大较依续崔浩故事”。这使鲜卑族统治者认识到，要使史学完全符合自己的需要，必须有本民族的史家，将修史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北魏末年，朝议“国史当专任代人（鲜卑人），不宜归之汉士”。〔9〕其时，史官已全换成了鲜卑族文人， 监修者也都是北魏鲜卑宗室重臣。
    契丹贵族统治下的辽代，各族史家都主张“直笔”修史。如契丹族著名史学家耶律孟简即主张写“信史”传之后世，他曾对别的史官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但当时由于耶律乙辛专权当国，政治极为黑暗，再加上他曾被“潜害”的经历，心有余悸，思想陷于矛盾之中。所以，他又说：“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可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10〕受时代的局限，耶律孟简有如此之想法，也是不足为怪的，采取不同的策略，巧妙地保护自己也在情理之中。
    蒙古族中不少史家也敢于“直笔”修史，对蒙古贵族的一些“暴恶”能够如实地记录在史册中。如记载成吉思汗历史的蒙文史学著作《蒙古秘史》，虽以歌颂成吉思汗创立伟业过程中的丰功伟绩为主，但在史家的笔下，成吉思汗作为最高统治者所具有的统治阶级暴戾狡诈的本性也一无遗漏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满族贵族统治下的清代，是修史中“直笔”史德与“讳恶”忌禁相互矛盾和彼此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一方面，史学家们仍坚持“直笔”修史的优良传统，如实记述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个别满族皇帝，也一度主张“直笔”修史。但另一方面，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们，为了现实统治的需要，大多极力反对史家直书其先世的历史，尤其是对满族与明朝的关系，必须要“曲讳”或省略。否则，便大兴文字狱，对不听劝告者进行惩治迫害。
    康熙皇帝重视修史，也注重史家的“直笔”史德之培养。他曾明确指示史官在撰修《明史》时，一定要“直书实事”，反对“空言文饰”。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11〕但乾隆皇帝在敕修《满洲源流考》及《明史》涉及满族先母--建州女真与明王朝的臣属关系时，却开始反对用“直笔”书写，并极力进行纂改、削删和省略。1777年乾隆皇帝曾指示：“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诣申。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证疆域之相同矣”。他承认满族的先人曾隶属于金，而矢口否认臣属于明。由此，清修明代史书，必须把建州、后金的历史剔除在外。不然，必遭惩处。嘉庆朝所修《明鉴》，因事涉辽东建州女真，没有“曲讳”。因而，修史总裁曹振镛等均被交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