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经自己说明，他作《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司马迁传》）。 这一篇文章只想讨论其中的“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在此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不过一般都是着重分析司马迁的论历史之变，说明他能从变中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司马迁既注意到了历史上的“变”，又注意到了历史上的“常”，而且正是在贯通“变”与“常”这一点上，他显示出了自己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史记》是一部叙述从黄帝到当时（汉武帝时）的通史，自然记载了古今种种不同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很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1）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关于这一方面的变化， 司马迁着重叙述了两种，即从君位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变化和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
    第一，他叙述了君位从禅让到世袭的变化。《五帝本纪》叙述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的情况如下：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一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2]（P30）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2]（P44）
    到了禹以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夏本纪》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2]（P83）
    从夏后启以下，中国的君主都实行了父传子及兄传弟的家内世袭制。
    第二，司马迁叙述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据《史记》的记载，从五帝的时候起，在全国之上就有一个天子，在天子之下又有许多诸侯。尽管这许许多多的诸侯小邦原先都是从不同的部落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名义上都经过了天子的策封。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周本纪》还记载了周武王克商以后分封诸侯的一些具体情况：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封。[2]（P126-127）
    周初建立的封建邦国系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大国兼并的战争中逐渐消灭殆尽，郡县制逐渐发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又有大臣提议分封皇子，“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P238-239）这样，各级地方官吏直属皇帝的郡县制就代替了由诸侯、大夫等分层统治的封建制。
    秦亡以后，汉初曾经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一些诸侯王；结果是异姓诸侯王先反，随后是同姓诸侯再反。为此汉朝皇帝不断采取措施以消灭或削弱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这种残存的封建制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些过程，在《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表中皆有详细记载，这里不烦细说了。总之，《史记》鲜明地表述了这种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
    （2）决定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的变化。在这方面， 司马迁叙述了前后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尧、舜、禹禅让时期，决定一个人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是德。如上所述，尧子丹朱、舜子商均都因无德而不能获得政权，而舜和禹却因有德而登上帝位。所以，在当时，帝位不能因血亲关系而世袭，只能由诸侯和人民所信任的有德者来继承。
    第二阶段，在夏、商、周三代，帝位既已世袭，政权的转移就不再经过禅让，而是经过所谓的征诛了。据《夏本纪》记，夏朝后期，“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2]（P86）。到末代君主桀的时候，“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3]（P88）。据《周本纪》记，商朝末代君主纣奢侈淫乱，“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西伯（后来的周文王）也曾受过纣的监禁，经贿赂才被赦免。“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到西伯之子周武王时，“纣愈淫乱不止”。“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于是周武王为天子。”[2]（P105-108）这就是说，商汤之代夏及周武王之代商，虽然也有德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直接的因素则是战争的胜利。
    第三阶段，到战国和秦统一时期，战争暴力完全取代了一切道德和信义。《史记·六国年表序》记：“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燕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指魏、赵、韩）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2]（P685 ）秦之强盛是从商鞅改革开始的，秦之所以能灭六国而成一统也是坚持了商鞅制订的方针的结果。商鞅是怎么样作的呢？《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劝说秦孝公伐魏，以打开秦东进的门户，“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即商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2]（P2232-2233）。结果是魏国被迫向秦割地求和，而卫鞅在秦受封于商，成了商君，称商鞅。总之，《史记》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政权得失的直接因素的前后变化。
    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司马迁是以什么态度对待他所记载的这些变化的。对于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分析了汉初的封建诸侯与三代时的封建之异同，说明汉代的诸侯已难以像上古那样持久，然后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2]（P878 ）对于帝王取天下的手段，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P686）由此可见， 对于历史上的变化，只要是取得成功的，司马迁基本上是取肯定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