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首先应该说明“通”在司马迁的笔下实际具有两重涵义：其一，是通晓的意思，这里的“通古今之变”就是通晓古今变化的意思。这是从历史学家的主观对于历史客观的了解的角度说的，它的意思比较具有直接性，所以不需要任何更多的解释。“通”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在司马迁对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的说明中表现出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2]（P3319）这里的“承敝通变”是指“礼乐损益、律历改易”这些历史过程的变化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通”是指历史过程的由变而通。按司马迁的变通思想是从《周易》接受过来的。《周易·系辞下》中曾说到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在历史上所作的变革，说这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P86）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说到“承敝易变”或“承敝通变”，从而“使民不倦”，其思想来源皆在于此。这一层意义上的“通”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中发生了问题，发展不下去了，就是要穷或者走到尽头了，这时来了一次变化，于是历史又继续发展下去，从穷而通，由于通了所以也就能持久了。这样历史的过程似乎就达到了一种悖论（paradox），恒常或持久的过程竟然是由变来达到的。然而，事情的实质正如“悖论”这个词的涵义一样，竟然是似非而是（seemingly absurdthough perhaps really well-founded statement）。
    以上分析“通古今之变”的“通”的两重意义，对于我们说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有什么意义呢？应该说，其意义也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有客观历史过程的通，其次是历史学家对于这一通体过程如实的认知和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于这一通体历史过程的通体了解。司马迁所企求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希望能对于客观的通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通识或通史的著述。能对于客观的历史之通有一个通晓，这就是司马迁所要求的“通古今之变”，通晓了这样的古今之通变，自然地就成了一家之言。
    下面就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司马迁是怎么样从历史之变中说明历史之通的。
    其一，在司马迁看来，礼义是有常的，已如上述。那么，礼义又如何由变而通呢？以上我们曾经引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所说“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在以成功为统纪”，那么这种“殊礼”与“异务”中又有什么常可言呢？在说明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因为司马迁的见解实际是从孔子那里引申而来的。《论语·为政》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P39）这里的“损益”就是变化，知道了礼的从夏到殷的变化和从殷到周的变化，为什么就能知道以后百世的变化呢？这就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这种变化本身是有其一定之规的；否则，孔子的百世可知的推论就在逻辑上成为不可能的。由此可以说明，至少从孔子起就认为礼的变动（礼运）是有一定的常规的。不过，孔子在这里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变化常规究竟是什么。
    司马迁从同时前辈学者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得到了启发，接受了董氏的夏、商、周三统说。[7]（《三代改制质文》，P183-213）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P393-394）由于有了这样的忠、敬、文三者的循环，礼的变化常规或法则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表述。当然，这样的变化常规或法则的表述，是有其明显的缺陷的。不过，只要看一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对于三代的封建与汉初的封建之间的异同所作的分析，我们就不会相信司马迁是真正的历史循环论者了；因此，如果把上述忠、敬、文的常规不解释为封闭的圆圈而解释为螺旋线，那也许会更为准确一些。
    其二，上文中曾经说到，司马迁对于从尧、舜的禅让到汤、武的征诛，再到战国及秦的凭藉暴力夺取成功，是作为历史之变来说明的。那么，在这样的变里还有没有常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迁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的。他在《五帝本纪》中讲尧、舜、禹之间的禅让，那是直接以人心的向背来说明君主的政权的得失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不须赘述。司马迁写商汤和周武王的战胜并取代桀、纣，直接手段当然是战争。可是如果细读《殷本纪》和《周本纪》，那就会发现，夏桀与殷纣的势力都曾经远比商、周强大，商汤及周文王（西伯）曾经分别被桀、纣关进监狱。商汤与周文、武的由弱变强是靠了行善积德，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与诸侯支持的结果。[2]（P93-95，P116-117 ）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他更明确地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2]（P759）。这就是说，汤、武都是首先依赖修行仁义取得民心， 然后才用武力夺取王位的。秦的情况又如何？司马迁已经说过“秦取天下多暴”，那么，其中也有人心向背在起作用吗？据《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之初，秦民多有以为不便者，可是太子犯了法，其师傅也受了刑罚，所以法令被遵守了。“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2]（P2231）原来商鞅变法也有其得人心的一方面。《秦始皇本纪》又引贾谊的话说：“秦并海内，兼诸侯，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功定威，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2]（P283）这说明， 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在争城夺地，不惜残民以逞；秦虽多暴，但还有其法治与公平的一面，比较能得民心。秦得天下后本来是有可能长治久安的，可是秦始皇与二世仍旧实行暴政，这样就丧失了民心，从而招致了速亡。归根到底，还是人心的向背在秦的兴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人心向背就作为一个政权兴亡的恒常因素，在从尧、舜到商、周以至于秦之统一的长期变化过程中一直都起了作用。所以，在这种变里是有常的，而且常正是以不断变化的形式起了作用。
    司马迁发现并说明了历史上的由变而通而常，这就是他作到了通古今之变，因而也就是成了一家之言。
    赵光贤教授为我国先秦史名家，成就卓著，素为学人所敬仰。今年欣逢先生九秩荣庆，谨以此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郝懿行。尔雅义疏[M].清经解：第7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4]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董仲舒。春秋繁露[M].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