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代典章制度研究
    先生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成就最突出、在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宗法制度的研究和井田制度的研究。
    （1）宗法问题在先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今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宗法制度，但大都不得要领。与宗法制度相关的很多重要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先生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宗法制度》一文。这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来解释宗法制度。认为宗法制度产生于周代，是在阶级关系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对血缘关系进行的改造、限制和利用，目的是隔断血缘关系对天子、诸侯之君权的干扰，同时发挥宗族对君权的捍卫作用。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道破了宗法的本质。关键问题解决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例如，宗统与君统的区别与联系；为什么大宗百世不迁，而小宗五世则迁；宗法制与周代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有何关系；宗法制实行的范围和起止的时代等等。这些问题前人花费很多心血都未能论述清楚，而先生却举重若轻，把这些纷纭复杂、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论宗法制度》一文充分显示了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雄厚功底和真知灼见。先生是以《论宗法制度》一文为起点正式步入史学论坛的。先生在史学论坛上甫一亮相，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论宗法制度》一文在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难点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廓清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
    （2）井田制度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为井田制度实质上涉及中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中国奴隶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对井田制度缺乏了解，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就无从着手。20世纪初，学术界曾就井田制度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很多学者都否定井田制度的存在，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井田制度的存在，但却对井田制度的具体形态做了错误的解释。先生在《历史研究》杂志1965年第4期发表了《井田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一文。1981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至4期连载了先生的《论井田制度》。1982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论井田制度》的单行本。先生认为，井田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农业公社或马尔克的土地制度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井田制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重新分配。胡适戏称井田为“豆腐干块”，其意在否定井田的存在。“豆腐干块”虽非庄语，但却恰当地道出了井田的最大特点。古代耕地之所以要划分为“豆腐干块”，与欧洲的“棋盘状耕地”或“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一样，都是为了便于把这些耕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重新分配。这种制度的实行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或某个大人物的设想，而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先生认为，中国井田制度从夏初开始实行，经商代到西周，井田制达到充分发展。春秋时期井田制开始瓦解，到战国时期井田制出现全面崩溃的趋势。至秦统一中国，井田制在全国范围内被土地私有制取代。因此，井田制与奴隶社会相始终，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制度。先生以大量历史事实批驳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错误观点。《论井田制度》一书对于和井田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诸如：国与野，国人与野人，公田与私田，畎亩，南亩、东亩，井田法、沟洫法，贡、助、彻，“五十”、“七十”、“百亩”，“九一”、“什一”，圭田、余夫，耦耕，籍田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对于井田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隶农，作爰田，作州兵，初税亩，作丘甲，为田洫，作丘赋，用田赋，卖宅圃，相地而衰征，书社等等，也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
    五、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先生取得学术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1996年，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岂之先生写了一篇题为《金老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章，被编入《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中。张岂之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金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金老很注意文献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前人从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没有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的。但前人研究文献，往往过于偏重训诂考据，而忽视了文献的思想内涵。金老在学术研究上力戒汉学与宋学的偏颇，兼取二者之长，将文献学的研究与思想文化的探讨融为一体，从而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第二，金老注重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如果不研究经学，而要求在思想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那是不可能的。金老能把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融为一体，使我们从经中看到古代思想的渊源，又从古代思想文化中看到经的学术价值。第三，金老善于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密切结合。张岂之先生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种有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土壤。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难点就是科学地揭示历史演变和逻辑演变的一致性。张教授说：“金老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是作出了很大成绩的。他的《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论井田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等论文，实际上构成了金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而金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史的若干观点都与他的社会史观点密切联系着，形成了一个整体。金老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他是一位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的古史专家、古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的论述可以说是对金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成就和特点所做的最精确、最全面的概括。先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有30多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关于荀子的几个问题》、《关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名称问题》、《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经学与史学》、《谈礼》、《论天和人的关系》、《论中国传统文化》等，这些文章发表后都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如《关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名称问题》一文，先生根据《周礼》等典籍的记载，指出马王堆出土的所谓帛画，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旗帜，应当称作“铭旌”，纠正了当时一些权威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错误结论。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一文中，先生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出商人祖先昭明所居的砥石即今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而昭明之父契所居的番即燕毫，今辽宁、吉林两省都出土不少商代文物，证明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这一新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后有不少学者对先生的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表示赞同或提出新的证据对此说加以补充。
    六、古代典籍考辨研究
    先生熟谙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对古籍的考辨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典籍中的群经、诸子及历史著作先生都曾下过苦功，其中在儒家经典上所下工夫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先生考辨、研究古籍的著作共六种，文章20余篇，其中研究《周易》的论著所占比重最大。先生在这些论著中，既有对某种先秦典籍编纂背景的分析介绍，如对《尚书》中《尧典》和《禹贡》的研究；也有对某一典籍思想底蕴的深入系统的阐释，如对《周易·系辞传》的研究；还有对这些典籍中某些关键问题的详细考证，如先生在《释“二南”、“初吉”、“三湌”、“麟止”》一文中的精彩辨析，以及对《易传》中因错简、缺文、误增、误改、移入等造成的多处讹误的考证，都极富创见，能发前人所未发，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先生在古籍研究和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
    按照我国传统虚岁记岁法，先生今年已经高寿百岁。回顾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先生说自己主要做了三件事，即读书、教书、写书。先生常说自己是个“永不褪色的书生”。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从不依草附木，随波逐流。在学术上勇于创新，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向任何学术权威挑战，故能自成一家，以其独特的学术风格赢得学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