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角度挖掘和分析中国历史的丰厚内涵
    周先生在中国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深入研究。他撰作的第一本书是《生活系统》（商务印书馆，1924年），该书论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意义。以后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三卷本，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中国史学之进化》（生活书店，1946年），并著有《中国教育小史》。晚年又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刊行。这些论著，构筑起周先生中国史研究的宏大体系，内容丰富、详瞻，底蕴深厚。
    以《中国政治史》为例。这是一本自成一体、有个性的中国政治史专著。它不同于一般专讲治乱兴衰的政治史，也不以叙述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的演变为重点，而着力于揭示、分析“第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在周先生看来，“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注：《中国政治史》，“弁言”。）。因此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有必要对推动历史变化发展、造成政治现象千变万化的人，尤其是构成社会势力的政治团体给予高度重视。如此写史的思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恰如周先生自己所说，“在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亦不多见”（注：《中国政治史》，“弁言”。）。该书凡五篇、十五章，分别以“部族联合的完成”、“政治社会的确立”、“门阀藩镇的交替”、“绝对专制的完成”和“民主政治的创造”为线索，如实地勾画出政治史上动态的、以人的欲求、矛盾、冲突和其创造性与破坏性为经纬的一面。
    思想文化史方面，周先生虽未著有系统性的作品，却也是一直十分留意的，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他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视作与犹太旧约、基督新约、波斯袄教经典、印度吠陀经典、佛教经典、阿拉伯可兰经相类似的“一系列的东西”，皆属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遗产。（注：周谷城讲授、周训芳记录整理：《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载《世纪》1998年第3期。）这多少与雅斯贝尔斯有关“轴心时代”各主要文化区经典的产生的议论不谋而合，为理解“六经”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视域。他还坚持倡导儒家经典的今译工作，俾便于继承和领受这一份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进入80年代以后，周先生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由他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任顾问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好评。他多次出席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有关座谈会、研讨会，并发表讲话，积极扶持和推动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1982年）、《论中西文化的交融》（1986年）等篇章，便是在这类会议上留下的思想结晶。
    四、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博大又精深
    周先生气势博大，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擅长作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但他同时也乐意做一些具体细致的个案考察，而且慧眼独具，发前人未发之覆。《古史零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部曾由新知识出版社于1956年单独刊印的著作，收录了周先生7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在“自序”中，周先生申明，中国古史应“从书本上研究，从文字上研究，从实物上研究”，亦即须广泛地利用传世文献、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以及考古资料，以多种手段互相求证，寻求突破，推进认识。周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便直接体现了这种努力。
    《亂为乐之结》一篇借助《番生》、《毛公鼎》等金文材料，佐以《尚书》、《论语》、《离骚》等传世文献，提出“亂”字的原义不是通常所说的混乱或治理，而是结合或亲近。此论极受古史专家丁山的推重，以为因此而使屈原赋的“乱曰”、《论语》的“关雎之乱”得以正确释读，“旧疑冰释”。（注：《古史零证》：“附：丁山先生来信”。）被郭沫若誉为“很有见地”的《庶为奴说》一篇，同样用金文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求得结论：“庶”字的原初意义为杂屋，为灶披间，为烧饭或住佣人的地方，由此引伸为卑贱、渺小、旁出。这使早已为过往岁月淹没的“庶”的原义重新呈现出来，让人窥见历史的一个真实面相。这些细致入微的考察，使周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博大”之外兼具“精深”的特点。
    周先生还善于择取一些在历史的某一时段具有关键意义的现象和问题作重点剖析，以此作为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例如他曾对春秋以降商人势力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政府对商人的政策给予很多的关注，多有阐述。他不赞同传统的“中国一向是重农轻商”的说法，以为“这在文化政策或教育政策上讲，或许是真的。但就经济政策或财政政策讲，专制时代的中国，未尝不重商人”。他精辟地指出，秦汉的统一，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北宋以后，商人势力再度兴盛，“商人需要集权政府，故帮助集权政府；政府得了商人的帮助，愈能发挥其效用。因此之故，绝对专制的发展与商人势力的扩张是相依的”（注：《中国通史》，“结论”。）。此说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且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地位、作用作出了一个总体的评价，并由此推导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见：中国古代的这一类商品经济不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如此便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说法相忤逆，这大概是周先生的不少论著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提起的原因之一）。此类研究，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实给人以良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