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察古知今，关注中国文化发展前景
    周先生不倦地研究着人类的过去，同时又以历史学家独到的眼光时刻注视着现在和未来，心系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真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和爱国之心。20年代发表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1927年），30年代的《中国社会之现状》（收入《中国社会史论》），40年代的《论中国的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和《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文章，论史与议政相结合，将认识中国的学术追求与改造中国的美好愿望统一、交融在一起，留下了这位杰出史家的一段心路历程。
    解放以后，周先生注意从美学的高度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以促进、推动“古为今用”，从而有助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1962年他在《文汇报》发表《礼乐新解》一文，开宗明义便说：“祖国美学原理有最突出的一条，曰由礼到乐。”随后对何谓礼、何谓乐和礼乐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加以说明、阐扬，指出：“礼的教育做到物欲相持而长，乐的教育做到能奋至德之光；那便是最合理想的了。”他在文中多次表示：“人不能一刻无生活，因之也不能一刻无礼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从而表达了与时论很不一致的对待古代礼乐文化的新观点。其中寄寓了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种理解和态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周先生进一步就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抒发己见。他既不赞成“国粹”式的评价态度，以为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好；又反对欧洲中心论，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他强调：“（中国）文化上的好传统，好特色，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为此，他不断呼吁要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认为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他承接在《礼乐新解》中业已展开的有关如何构建未来文化的思考，提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儒家礼、乐之类的精神，可能优先活跃”（注：《论中西文化的交融》，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因而明白地告诉人们，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的合理价值将汇入新文化的创造洪流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忽缺的一个部分。他还反复申言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强调这“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并且预言：“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注：《论中西文化的交融》，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诚乃高瞻远瞩，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