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权宪法
    孙中山常把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并提，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近50年来，有关研究成果明显递增，仅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为题的文章就有25篇，其中1950年代1篇，1980年代7篇，1990年代12篇，2000年以来的近3年内也有5篇。如果包括以“五权分立”和以“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为题的论文，数量更多。
    关于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大致有6种归纳：（1）指五权分立；（注：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2）包括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间接民权与直接民权相结合、五权分立、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4个方面；（注：黄汉升、曹孔六：《简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载《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3）包括五权分立、权能分治、革命民权3项；（注：王宏治：《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探究》，载《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4）由三部分组成：五权分立；权能分治；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注：周新华：《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5）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关于理想共和国的整体方案，二是蕴含在这一方案中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五权分立、权能分治。（注：李国忠、王永祥：《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内涵辩析》，载《南开学报》1993年第2期。）（6）四大构成要素：法理--三民主义；形式--五权分立制；基础--权能分开说；实现手段--革命程序论。（注：王祖志：《试论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体系的构成要素》，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曾有不少学者认为，五权宪法是以欧美宪法为范本，“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分权制的一种表现形态”，（注：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制约平衡原则都是一脉相承的”。（注：王辉：《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探略》，载《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近年虽仍有人持这种看法（注：如张明军：《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再认识》，载《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秦德君：《中国宪政构造：对西方政治文化改造性移植--孙中山政治设计研究》，载《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3期。），但已不断受到质疑。谢刚在1980年代就提出，五权学说是“为了反对西方议会‘专制’或‘独裁’”。“监察权和考试权的分立，是为了削弱议会对行政权的牵制作用，结果是加强行政权力。五权与三权的关系，要作‘逆定理’式理解，这里完全适用逻辑学上的排中律，对分权主义的否定，既是对集权主义的肯定”。（注：谢刚：《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理沦来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此后，也有学者认为，五权分立“明显地是朝着强化政府权能的方向走”，“实质上只是在总统统御下的五权分工合作，不可能有事实上的互相制衡。”（注：耿云志：《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此种观点还可参见王祖志：《孙中山“五权宪法”之特质新论》，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王祖志：《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新见》，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英津：《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新探》，载《文史哲》2001年第4期等文。）有人主张将“五权分立”放在“权能区分”的总体结构中加以考察，认为在护国运动之前的“五权分立”只是“修补‘三权分立’”，此后提出“权能区分”，“已不是实行制约平衡原则的分权，而是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五个部门”。（注：参见李育民：《论孙中山的“权能区分”》，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1期；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在1950-60年代，多数学者对五权宪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实质上就为独裁专制开辟了道路”，（注：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载《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反映了孙中山‘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和‘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注：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不过，当时也有个别论者认为，五权宪法在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人民主权思想、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思想、朴素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等方面，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注：陈盛清：《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
    进入1980年代以后，有关争论日趋激烈。李时岳等认为，五权分立“未必能解决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流弊’，但表明孙中山‘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的民主原则”。（注：李时岳、赵矢元著：《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唐凯麟则认为，五权宪法的考试、监察权，虽“不能说没有任何积极因素，但终究不过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和御史制的流风余韵的改装”。（注：唐凯麟：《也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耿云志指出，孙中山宪法思想的“长处在于其理想主义，其短处亦在于其理想主义”。从理想的角度看，“应当承认它对西方民主思想有所突破，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然而“脱离中国实际”，“忽略了限制政府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刻意义”。（注：耿云志：《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永祥等认为，五权宪法论既不同于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代议制理论，又不同于苏维埃体制，它“力图立足于中国现实，把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东方的某些优良传统融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宪法学说和新式的政体。”但是“孙中山的阶级局限性限制了他的视野，影响了其理论思维的进取性和对阶级关系的合理调节”，“使他不能根本解决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注：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另可参见王永祥、石毕凡：《孙中山“五权宪法论”特质之我见》，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对五权宪法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评析，当属孙中山思想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较之“三权分立”学说，五权宪法思想究竟有何原创性的意义？其实际操作效果何如？似可进一步讨论。窃以为，孙中山作为熟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刻关注世界潮流的革命家，并不迷信西方的民权主义制度，能看到西方制度的某些弊端，试图在自己的实践中予以克服，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至于其方案的合理性究竟如何，克服西方弊端的成效如何，是另一回事。提出五权宪法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似乎还多于其实际操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