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政治
    徐思彦对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纵向考察，指出，孙中山曾在民国初年“大力提倡政党政治”，当时却不具备实行西式政党政治的条件（注：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第二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孙中山“对于民初政党政治总体上始终赞成”，但“行动上往往不很热心”。（注：参见徐辉琪：《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等。）
    孙中山晚年对政党政治的态度也是人们研究的重点。有人认为，孙中山有关政党政治的言论大都是在1912年民国成立初期发表的，“充分暴露了他对民主政治理解的片面性”。《建国大纲》规定“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以及北上商谈统一国是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说明他已明确主张国家政体“以人民代表制取代政党政治的代议制”。（注：齐植璐：《〈孙中山的“政党政治”论〉质疑》，载1989年2月11日《团结报》。另可见王继洲：《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提出，孙中山“不仅不否定在宪法颁布以后仍将实行政党政治”，而且“正是为了在革命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到来之后，真正实现政党政治的目标。”（注：郭铁桩：《孙中山晚年反对“政党政治”吗？--与齐植璐同志商榷》，载1989年6月24日《团结报》；陈先初：《孙中山政党政治论新析》，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赞扬过政党政治，也倡导过由革命党一党执政，他“对于两个问题的论述并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孙中山在晚年很少谈到政党政治的问题，偶然几处，也有褒有贬，所以“很难下一个断然的结论”。（注：朱宗震：《孙中山论政党政治和革命党执政》，载1989年6月20日、24日《团结报》。）
    应该说，关于孙中山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心并较以往呈现重大突破的论题之一。但是其中对以党治国理论的内涵不仅界说不一，而且在评价上分歧甚大。有的论文仍对近代政党与革命党、政党政治与以党治国的概念未作学理上的区分，甚至混为一谈，有待克服。
    三、自由平等观
    自由平等观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理论基础。有关专论约有10篇。一般认为，孙中山重视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而忽视个人的相关权利，具有内在的逻辑矛盾性。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
    张磊认为，孙中山所理解的“自由”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独立自主”；二是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原则”；三是“作为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同义语”。孙中山在论及国民的“政治自由”时论点明确，而在进一步考察个人的自由与政党的自由、个人行动与组织纪律的关系等问题时，就显得模糊。关于“平等”思想，孙中山曾分作两个层面：一是所谓天生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问题；二是有关真平等和假平等的问题。其中有关“真平等”和“假平等”的论述“极为清晰地展示了民主主义的‘平等观’的狭隘性，他的‘真平等’不外就是‘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具有“空泛性和局限性。”（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姜义华考察了孙中山自由平等论的思想渊源，认为它“基本上是祖源于穆勒、斯宾塞一派的学说，而补充以国家主义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否定中外卢梭一派自由平等学说，则是他由以立论的主要前提。”并指出，孙中山“企图以国家权力来改变一片散沙局面，在实践中便很难避免使国家权力重新蜕变为社会的支配者”。（注：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6、292页。）高力克也认为，“孙中山在论证中国人古来自由时，说中国专制弱而人民过于自由。如是描述帝制中国，又显然与其民权主义大相抵牾，它不啻等于取消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理由”。（注：高力克：《孙中山自由观的内在矛盾》，见《求索现代性》，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王来棣则提出：孙中山在一些著作中只讲“公权”，不讲“私权”。其自由平等观，“在早期基本上是正确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后期却显得混乱。”他的天赋不平等论，“同中华革命党时期把党员和公民分为几个等级，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封建等级观念。”（注：王来棣：《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平心而论，孙中山对自由平等观念的理解与宣传既是庞杂的，也是有缺陷的。究其原因，既有个人认识上的因素，也与近代国情因素有关，更与作为革命宣传家的“观念人物”与作为革命领导人的“行动人物”之间的角色差别密不可分。倘若深入细致地整理与阐释孙中山的自由平等思想及其因果关联，中国近代社会复杂的历史环境与复杂的历史进程便不难浮现在我们面前，先行者的诸多两难抉择也就不难理解。
    四、思想性质及其价值评判
    关于民权主义的性质或实质，一种观点认为，“就整个来讲，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注：唐凯麟：《也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或者说，孙中山所想望的“国民政府”，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注：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载《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有的则认为，孙氏晚年的民权主义“具有了人民民主主义思想的色彩”。（注：李侃：《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近代中国三个划时代人物及其救国方案的比较》，《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8页。）
    可以说，关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定性分析，大陆学术界基本上是沿用毛泽东等人在1939年前后发表的文章为话语标准。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是否必定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郭世佑虽不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前者直接提出质疑，但在重新探索辛亥革命的性质时，以孙中山等人的主要言行作依据，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革命党人的某些重要理念与行为恰恰不利于资产阶级，“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可知，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注：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神户·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12.13-17.另见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这是迄今大陆学者中发表的第一篇明确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旧说的论文，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