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权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一般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中华民国的创立奠定了不可移易的理论基础，并为孙中山晚年的不断革命留下了相应的空间。
    有的论文指出，与整个近代民主思潮一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呈现出“先‘政’（政治制度）后‘教’（文化价值观念），重政体制度、轻个性觉醒的特征”。“辛亥前，孙中山注重于政治制度的设计，直接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吸取思想养料；辛亥后，他把眼光延伸到民主的价值与政治文化层面，但偏离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正轨；他对自由的阐释推演出对个人自由的否定；为训练人民民主政治能力的‘训政’的设计，则成为后世实行一党专制的藉口”。（注：贺跃夫：《关于孙中山民主观的再思考》，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6），1988年版。）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民主观与革命实践是相脱节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的民主观“激进却又不成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民主观“相对成熟但又倾向保守，表现了较多的与现实相妥协的特性。”（注：欧阳哲生：《论孙中山的民主观》，《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4），1986年版。）如果避开辛亥革命是否失败这一颇有歧义的结论不谈，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根基浅薄”并非没有根据，它至少并不比同时代的君主立宪论的倡导者梁启超的民权主义更丰富、更深邃。
    也有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现实革命任务联系得过于紧密”，“容易导致两者的混同，以致用直接的革命任务来代替丰富的理论内涵，造成政治思想的简单化”。另外，“比较偏重于政权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对于民权主义当中应具有的启蒙精神、民主理论等方面，还显得很不足。加上孙中山政治思想上存在的‘先知觉后知’等观念，就使得其民权主义在彻底性和深刻性上打了较大的折扣”。（注：宋德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起落及其原因》，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笔者以为，指出孙中山民权主义在理论上的不足是必要的，具体地论证却比抽象地议论显得更重要。至于“民权主义与现实革命任务联系得过于紧密”之说，则有待推敲。倘若将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必在紧密与“过于紧密”之间做文章。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等人的民权主义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民权要求来考虑的，而是为反满与防止革命党人内部争权所设定的一个制度程序，其策略的成分大于战略的成分。孙中山等人在构思与宣传民权主义理论时，恰恰看轻了实现民权主义的艰巨性，他们既没有充分的能力，也没有认真用力去完成民权主义的任务。在孙中山退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日，便是他过早地宣告民权主义的革命任务业已完成之时。不是行动本身“造成政治思想的简单化”，而是简单化的民权思想呼唤出简单化的民权行动，甚至酿出对自身行动结局的错觉，让胜利冲昏头脑，并使后世研究者至今还在为衡估辛亥革命的成就而见仁见智。殊不知，当年像宋教仁那样能充分认识到实行民权主义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的革命家寥若晨星。
    有的论者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宏观理想与微观操作的差异入手，认为其“宏观的理想是彻底的‘主权在民’，现实的运作则从极权的‘军政’时期开始。”宏观上的理想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它可以成为信仰的支柱和政治实践的精神动力。”但“又具有主观空想的因素，脱离中国的现实，因而难以实现。”“抽象的直接民权理论，只停留在口号和形式的阶段，无助于民主政治的实践。”孙中山民权主义政体设计“在程序上是现实主义的。”（注：江秀平：《宏观的理想主义与程序的现实主义－－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政体设计的探析》，载《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这种分析可望提纲挈领地帮助读者清除来自民权主义的诸多疑惑。不过，差异就是矛盾。孙氏的民权主义为何存在宏观理想与微观操作的差异？二者在同一历史时空中究竟曾统一在什么理论层面或主导思路上？宏观的空想性与微观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互补还是互损？从整体上来衡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无可能？倘若具体细致地解答这些疑问，必将有助于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研究的深入，对史学方法的探索也将不无裨益。
    五、余论
    据初步统计，1950-8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论述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学术论文还只有10多篇，近20年来已达150篇以上，这显然同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研究已明显深入的总体趋势密不可分。有的论文既有全面概述，又有细微探析；既有纵向考辨，又有横向贯通，对民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概念的使用、论题的选择与论证方法的改进，均已开始克服文本主义式的自讨自论，这是20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该课题的研究已达于止境。纵观有关研究成果可知，也有部分论著的学术水准有待提高，某些学术倾向有待克服。
    1.学术规范有待加强
    郭世佑先生在《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曾坦率地指出大陆学者在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园地中存在的学术规范之不足（注：郭世佑：《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另见《首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9年版。），这至少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研究领域也是颇有针对性的。例如，不少论著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十分严谨。查阅已发表的关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论文，论题可谓名目繁多，有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民主主义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人民民主思想”、“直接民主思想”、“民权思想”、“民权主义思想”、“直接民权思想”、“民主革命思想”、“民主共和国思想”、“民治国家思想”、“民本思想”等等，这些概念各自的确切含义究竟如何，表述是否准确，孙中山本人又是如何使用这些概念的，虽然有的文章已涉及其中个别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往往是各说各的，缺乏专题讨论，影响学术对话。又如，“革命思想”未必就是“民主思想”或“民权主义思想”，这在不少论著中却未曾严加分辨。再如，有的论文问题意识淡漠，对同行的学术成果不大关心，不去认真考虑自己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什么学术基础上，从哪些方面切入方可有所创获，这就难免泛泛而论，炒剩饭，缺乏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