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部分论著还不能突破政治家的著作预定的思想框架，缺乏创新。
    长期以来，史学主体容易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重复毛泽东等人的定论既保险，又省力，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近50年来，大陆学者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术成果，但也有不少论著还不能摆脱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不仅论题重复，论点和论据也多重复领袖人物的表述。诚如章开沅先生在评论大陆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状况时所指出的，1980年代以前，“历史学者只能在毛泽东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列宁的著作（如《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框架之内来研究、思考”。80年代以来，“情况的确有所好转，但改进仍不充分”。“传统的观念及国家领导人的若干即兴讲话，对于学术研究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约束力”。（注：章开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另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就研究队伍而言，关于民权主义思想的研究者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二是政治学、法学研究者；三是高校公共政治课研究与教学者（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者）；四是高校、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要想克服革命史观的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后两类人员似乎比前两类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3.某些论著忽视思想的整体性研究
    思想的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研究某一方面，容易引起片面和扭曲的认识。孙中山的思想常被切割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等等，每一种思想又被分为很多小的分支，这样不断地细分也许便于论述，但容易导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思想体系顾此失彼，甚至造成精髓的流失和见木无林。显然，支解思想与文本的做法需要限制在整体与部分相结合、言与行相结合的基础上。如孙中山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对西方民权主义谈得不多，对中国民本主义谈得也少，更多的只是从汉族受压迫、汉人没有权利这个角度来谈民权。他的民权主要是指汉民族即汉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不仅是在为创建民国开辟道路，具有手段的意义，同时也是革命的重要目的，很难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同民族主义截然分开。再如，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的论述，有时着眼于国家体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界定，有时则视为建国程序中“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的途径；有时侧重于地方政治、经济建设或公益事业，有时则从直接民权的角度着眼。如此复杂的地方自治思想，就需要研究者把孙中山的各类论述同具体的时空背景一并考察。
    4.个体与群体、静态与动态分析结合得不够
    如所周知，孙中山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需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层面拓宽思维空间，通过层层解剖，透视孙氏思想与实践的真貌。例如，除了充分考虑社会环境与个人心态等变量外，思想载体的群体研究力度需要加强。他的民权思想与杨衢云、秦力山、邹容、宋教仁、廖仲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之间有无承继或借鉴关系？如果有，其时间顺序与主次情况又是何如？当革命群体的整体思想水准与精神风貌以及个体与个体的互动关系一齐纳入学术视野时，对领袖的孤立或神化就能控制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孤立的个体研究却容易见木不见林，文本的局限性也容易把思想史研究导向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如果某个文本是为发表而写，或为发表而演说，那就更需要费点力气，认真清理作者或演说者内心深处的真实理路。
    无庸讳言，近代民权主义本身并非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欲期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民权本真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谈何容易，落实尤难。就理论而言，孙中山等人对民权主义的阐释与自身认同究竟如何？革命者与广大民众的民权素养又如何？就实践而言，中国实行民权主义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怎样？能否离开民族建国的话题来谈民权主义？这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权主义时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论著却鲜有涉及。在近代中国，许多理论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不仅学理的探究不够充分，时常出现理论的贫血，而且具体的操作也常常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以至顾此失彼或削足适履。民权主义就是为鼓动民众救国和争夺政权，匆忙上阵，并非完全从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发展要求着眼而呼号，而奋斗。革命者确认与宣传理论时，未经严密的论证，实践中又缺乏耐心，稍有差错就弃如敝屣，俨然一次性消费。何况国难当头，百废待举，理论并非万能，即使理论是无可挑剔的，许多问题却容易出在操作的层面上，理论与实践完全一致、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绝对和谐的政治高手是不存在的，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