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了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和《刘知几“抑马扬班”辨》两文（见《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5第期，《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收益不少，但认为许文的要论宏旨还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不顾才学粗浅，提出管窥之见。
    （一）
    许文是以刘知几“抑马扬班”为中心而展开论述的。认为刘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关于纪传史源流评论方面。
    笔者以为，刘知几认为史之功用是“劝善惩恶”，因而主张“善恶必书”；司马迁又何尝不在《史记》中蕴含爱憎，《汉书》突出颂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张辅也认为“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晋书·张辅传》载《班马优劣论》），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爱憎”和“抑扬”，而在于用之具体场合是否合情合理，不能因一人曾有“爱憎”，就作为某事必有“抑扬”的依据，因为也还可能出现非扬亦非抑的情况。许文认为关于纪传史评论“抑马扬班”的证据是：“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得出刘把班抬为纪传史之祖，把纪传体通史一笔勾销的结论。其实，刘知几曾不止一次十分明白地肯定《史记》是纪传史之祖，《汉书》不过是流《史通·六家》云：“《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目为《汉书》。……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又《二体》：“班固、华峤，子长流也。”又《采撰》篇载：“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很显然，刘认为《史》是祖，《汉》是流，这点许文也是承认的。刘认为《汉书》是《史记》的续篇，其祖仍是《史记》，《汉书》并没取代《史记》为祖。“其体久废”“不出二途”表面上看，似乎把《汉书》抬到了祖位，但因此前有了一个《史》祖《汉》流的前提，所以，实质上并没否定《史记》的地位。既然，《汉书》为《史记》之续篇，后世纪传史又是《汉书》之续，肯定了《汉书》的实质也是肯定了《史记》，并不损害《史记》作为纪传史之祖的地位。而且，以后历代事实上都是以《汉书》为准而制作的，既没必要朝朝修通史，也不可能代代都有修通史的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和人才，通史“其体久废”是个事实，且若前，《史》后续《汉》，《汉》后续纪传诸史，实是将整个纪传诸史作为一通史整体，正如张舜徽所言：“则固西京二百三十年间之通史也”（《史通评议·编次》）。在前有《史记》的情况下，出现后世诸纪传史书，作为后续是应予肯定的，只是后面修史不如《史》《汉》精良而已，尤其多人合撰之史，更是弊端丛生。因此，刘知几的评论是较公允的，实际不存在“抑马扬班”问题。许文对此缺乏综合全面的评价。浦起龙曾说过：“以‘左、荀’等字当‘编年’字观，以‘班、马’等字当‘纪传’字观，……错举多书，总归二体，盖揭二体之两行，非评诸书之优劣也。其利害短长，体中应有，亦不妨两有，非此利彼害之谓，更非利优害劣之谓”（《史通通释·二体》）。这里浦氏已说得很明白，也较符合实际情况，《史记》并不存在“抑马扬班”问题。若把《汉书》和以后纪传体诸史看成是《史记》的续篇，构成一整体，以后诸人每次只须写一朝一代，不须重复前人已修之内容，而此前又有《史》祖《汉》流的前提，扬《汉》亦是扬《史》，并非“抑马”矣。“其体久废”“不出二途”并不能说明刘“抑马扬班”体现在关于纪传史源流评论中。
    若说刘知几有失误，倒是在《史通·六家》中将《史》《汉》析为两家似欠妥当，正如张舜徽《史通评议·六家》中所说：“左传、国语，同出一手。古人本未区分，何必强立门户。知几厘为六家，徒以茧自缚耳”，《史通评议·二体》又云：“奚必强分六家，《史》、《汉》之情形与此类似，本来同一源共出为一体，就没必要如此分法。由于这种不妥的分类，给后人造成了以刘之“矛”攻刘之“盾”的机会，知几事实上虽无“抑马扬班”之意，却难免陷于尴尬之局。《史》祖《汉》流，这在史通中是明白的，并不存在关于纪传史源流评论中“抑马扬班”之事。
    （二）
    许文认为《史通》“抑马扬班”主要表现之二，是关于纪传史诸体的评论。
    许文证据之一是说刘认为《史记》的列传是“传以释纪”。
    笔者以为，由于董仲舒以后“独尊儒术”成为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于是读书、作官的经历使刘难免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问题不在于他继承了多少正统思想，而在于他萌生了多少异端思想，一个人当然不可能超越时代所造就的文化环境。刘在儒家经典被奉为神明的时代，敢于怀疑和不盲从这些经典，这在封建社会是少有的，即使刘以后也是不多见的。“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史通·例传》）虽不符合《史记》的情况，却与《汉书》以后诸断代史大体相符，并非杜撰妄加之说。这种情况出现，原因之一是历史上曾有《左传》解《春秋》之说，二因纪传史中多数如此实践，例外者唯《史记》一书而已，三因班固史体虽仿《史记》，但只得其形未得其神。刘不过客观总结，因循守旧，承认现状，无创新罢了，并无“抑马扬班”之意。至于唐代没产生杰出通史，这并不是刘的过失，此不赘述。
    许文证据之二是说刘对《史记》本纪“责名求实”。
    司马迁将陈涉归为“世家”，项羽列诸“本纪”，恐怕并不仅仅是“名副其实”吧！刘汉王朝从何而来？正如司马迁所云：“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身处汉朝的司马迁，肯定陈涉和项羽，目的在于为响应陈涉“以应诸侯”的刘邦辨护，这样才能寻到刘邦夺得皇位的合理性。《史记》若将陈、项归依列传，无疑也就否定了刘邦为帝的合理性。虽然，这在客观上抬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但乃形式所迫之果，并非司马迁的初衷。因此，刘知几对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创新，但并非“失误”。
    以上许文对刘“传以释纪”和“责名求实”的批评，那是“无功便是过”的解释方法。说刘对诸体中纪与传的见解“史识”不高可也，若说是“失误”则差矣。对《史记》评价不够中肯，就是“抑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