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许文认为刘“抑马扬班”主要表现之三，是关于《史》《汉》两家的评论。
    笔者以为，刘知几固然对《史记》批评和对《汉书》赞扬不少，但对《史记》的赞誉和对《汉书》的责难也很多。刘认为：“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史通·模拟》），“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亦谬乎？”（《史通·载文》）“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史通·鉴识》），这里并没看出“抑扬”问题。可见刘对马班问题并没抬谁压谁，他是主长兼采众长的。他认为“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史为烦，颇便周览”（《史通·六家》），也没有“抑扬”，而是对班马同誉同毁。
    他在《史通》中称赞《史记》的地方很多，《大家》云：“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此众多传史“皆《史记》之流也”，自然《汉书》也不会例外；《二体》云：“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采撰》云《史记》“博采”；《直书》赞扬“马迁之述汉非”的直笔手法；《辨识》把司马迁与左丘明并列，对其创制纪传极为推崇，视为“不朽”；《杂说下》把《左传》和《史记》并列为“不朽”；《杂说》下把《左传和《史记》并列为“君子之史”，又将司马迁与扬雄并论，说“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
    对《汉书》批评的话也不少，如《二体》说《史》为祖《汉》为流外，在《六家》中认为《汉书》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并没说《汉书》有何创造性，他推崇汉书是因为“包举一代”，“易为成功”罢了，并非“抑扬”而生之果。《表历》中刘认为：“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述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公卿既为臣子，王候才比郡县。何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序传》：“班固《汉书》，此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五行志错误》认为：“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因设专篇“条其错谬”。《暗惑》又云：“难曰：案《汉书》云：项王叱咤，折伏于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
    可见，在关于《史》《汉》评价方面，是同誉共毁的，无论主观客观都无“抑马扬班”倾向。他并无贬低《史记》之意，所以赞誉之词散见诸篇；他承认《史》是祖，《汉》是流，把《汉》看成《史》之续篇，只因通史不易成书，而断代史“包举一代”“易于成书，而且把每个断代史做为通史的一个环节”，所以才提倡多修断代史，并无轻视通史之意，并无“抑马扬班”之意。既无“抑马扬班”之意，在赞扬《汉书》同时，也指责不少，如批评《汉书》的自叙，实际“何足为病”（《史通评议·序传》）呢？！关于项羽叱咤，实为形容语，“此为诘词”（《史通通释·暗惑》），我们是否因为这两个评论不确切，也可以此为据来证明刘知几“抑班扬马”呢？当然不能！因此，在关于《史》《汉》两家的评论中，刘知几并没有“抑马扬班”。
    （四）
    许文认为，刘“抑马扬班”从社会背景看，是因断代成风和统治阶级欢迎：从刘主观条件分析，是因读书、做官使他具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共存刘身上；刘个性自负和介直；上两者联系，使刘缺乏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应具备的史识。刘“胆”有余，而“识”不足。
    其实，除上述外，断代史确有所长，又易于成书，加之没必要复重累赘地朝朝皆修通史，代代皆靡废人力财力。他读书作官具有正统思想，这是封建社会官吏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通病，个性自负和介直是一般人才所特有的现象，许文只是泛泛而谈一般原因，并没揭示出“抑马扬班”的特殊原因，而刘没“抑马扬班”已见前述，所以，不存在他缺乏那个时代所提供应具备的史识问题。试问，当时就史识而言，谁比刘知几更强呢？
    至于对志书而论，许文认为刘前不如《隋书》作者，后不如《通典》作者。笔者以为也不够妥当。刘认为《史记》的《天官》不好，但接着又说班固因循，并没“抑马扬班”之意。这里和关于纪传史源流一样，为什么先承认《史》为祖，《汉》为流，不能说明没“抑马扬班”，而先说《史》之误，又承认《汉》因循岂能得出“抑马扬班”的结论呢？《天官》之类虽保存了不少科学结晶，同时迷信、错误相当多的混杂其间，晋隋《天文志》亦然。刘认为宜除《天文》、《艺文》固然不妥，但除去《五行》则是正确的。主张中《方言》、《人形》志为假设，实际主张设立的《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是很有见地的。又在《载言》中认为：“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言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也有一定的见解。
    杜佑虽把《食货志》列为篇首，但此前《史记》已有《货殖列传》，《汉书》有《食货志》，所以杜只是排列一个顺序而已，而且乐、礼在兵、刑前，兵又附于刑后，一样缺乏“史识”，此状与刘类似。杜错误地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皇权旁落、吏治腐败的解决办法是“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因此《通典》所载“五礼”即达一百余卷，繁冗无比，详略欠当。另对火鸟、火兽一一备载，重要兵制反不见书。
    可见，关于《隋书·经籍志》说刘“史识”不高是对的；但关于书志见解问题上，认为刘不如杜，却不够妥当。刘与杜对此问题各有长短，就《食货》志问题刘不如杜，关于《都邑》、《氏族》等杜不如刘，又岂能说关于书志问题刘是“高发空论”杜是“实是求是”呢？！
    总上，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地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误，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史》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对志书而言，《经籍志》方面，刘不如《隋书》作者，《食货志》方面，不如杜佑；但关于书志的见识，刘在《都邑》等方面是杜等不能相比的，刘杜各有短长，岂可拘泥一事，而得出刘“空发高论”杜“实事求是”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