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新开犍为等四郡紧随蜀郡，当因诸郡开设与蜀郡直接相关，最后紧邻巴郡的牂柯郡地偏东南，或更与巴郡相关。西北各郡皆本自陇西郡，继承部分故地、也可算陇西析出的武都、金城郡和全部为陇西析出的天水郡分列前后，因陇西新开的河西四郡在末尾。北边诸郡中，安定为北地析出，西河主要为上郡析出，朔方本五原（九原）旧地，玄菟和乐浪因辽东新开。其中，天水、安定同为西北要冲，地相邻却分列；西河在朔方东，却排在朔方前，与自西而东的顺序不符，尤可证渊源因素重于方位。可以想见，边郡排序，是为尽量避免各县在旧册籍中的顺序变动，而按照新郡紧邻旧郡的原则，由武帝以前的册籍按原序扩充而成的。
    内地郡国格局随推恩众建、废国为郡而变化剧烈，其分区和排序，遇分合亦应在尽量不更动“原型”中郡县分布和顺序的前提下更改。若追溯到武帝以前，按先郡后国的原则，汉自领郡应列于所有的王国之前，若齐赵楚等地存在汉自领郡，则自应列于诸国之前。文帝十五、十六年以后琅琊郡、渤海郡一直属汉，景帝三年后东海郡一直属汉[2]（P118,87,32），此后析分自领郡的事件更多，但《汉书·地理志》中此三郡皆列于齐赵楚之地。可见册籍原型，最晚亦在齐楚赵等国未析出汉自领郡的文帝时期。
    赵、齐、东楚、南楚的郡国，基本上是文帝以前诸侯王封国赵、齐、楚、荆、长沙等的范围，弘农至东郡一直为汉自控地，但燕、梁与西楚地区的排序显然不是文帝时期的。高帝六年已有代国，十一年后更辖太原郡[2]（P72-73），终文帝时期未变，但册籍中代、云中、定襄、太原的位置却分属边郡和弘农至东郡范围。又，东北五郡到景帝以前一直属燕，但册籍中却位于边郡序列而非燕地。梁与西楚地区，汉代前期是同姓王国与自领郡混杂之区，如东、陈留、济阴、山阳、梁、东平曾为梁国，颍川、淮阳、汝南曾为淮阳国，江夏、庐江、九江为淮南国地，沛、鲁、楚为楚国地，但颍川郡自惠帝元年后一直属汉，而南阳郡、南郡文帝以前就一直为汉自领郡[2]（P54-57、41-45、46、27-29、134），而且梁地的排序被江夏、庐江、九江和沛郡等淮南国、楚国之地割裂。可见，文帝时期的册籍并非原型，源头应可以继续上溯到中原诸国尚未析分、代国未建的高帝早期，即汉帝国建立之初。
    梁国割裂、六安国孤列、东西楚二分，令人怀疑册籍的混乱与汉初韩信、彭越、英布有关。若复原至汉初，英布的淮南国按庐江郡、九江郡定位，彭越的梁国因都定陶而以山阳、济阴定位，则上述梁地割裂（见下述）、代国问题可以解决，但韩信楚国的汝南、沛又与楚地割裂，更有齐地诸郡直属于汉却列于诸国的问题。所以，册籍所本当非仅汉初格局，而是齐地与赵、燕、楚等地地位相若时期的形势。
    三、秦：由帝国时期到王国时期
    （一）汉代郡国排序的秦朝原型
    按复原武帝以前格局的办法，边郡序列可复原至秦（注：汉郡排序为：汉中，（广汉，蜀），巴。（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桂林，苍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其中下划线字为秦郡析出或南越国时期因建者，武帝新开地之郡不列，括号内为同源。），而无一抵牾（皆秦郡名）：
    汉中，蜀，巴。
    陇西。
    北地，上，九原，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南海，桂林，象。
    东北五郡本燕地，云中、雁门、代本赵地，而元始二年册籍不列燕赵而属边郡，定非汉初封燕、代时格局。秦灭燕赵分两大步骤，郡县赵燕太行山麓地区在前，攻杀燕王于辽东又回师灭赵之残余于代在后。盖秦得二郡后设册籍，没有列在早已入籍的燕赵内地，而是合原有的北地、上郡、秦始皇前期占领的云中、雁门、此前占领的上谷等四郡[4]（秦郡新考，P2-4），组成漫长的北边地区。
    《地理志》以象郡在汉日南，而周振鹤考应在今广西西南，秦势力未达交趾以南[2]（P181-203），如此则秦南海、桂林、象郡当汉之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而已。可以认为汉之苍梧由桂林析出，合浦部分为象郡旧地[2]（P203），交阯、九真、日南为因象郡新开。汉南边七郡排序，当由自近而远的秦三郡原始排序而来。
    将东部郡国复原到秦（注：郡国排序为：（魏，赵），（广平，巨鹿），（真定，常山，中山），（清河、信都、河间）。（广阳，涿，渤海）。（平原，千乘，济南，泰山），（齐，淄川，北海），（胶东，高密，东莱），（琅琊，城阳）。楚，（东海，泗水，临淮，广陵），六安，（会稽，丹阳），豫章，（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均汉郡国名，下划线字为秦郡析出者，正体字为秦郡郡治所在，括号内为同源。），除中原地区，亦大体吻合（皆秦郡名）：
    邯郸，常山，巨鹿。
    广阳。
    济北，临淄，胶东，琅琊。
    东海，会稽，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