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的提要说起
    关于《两朝纲目备要》（以下简作《两朝》），《四库全书》的编者在提要中有如下评议：
    陈均《编年备要》因《通鉴长编》而删节之，此书则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中如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史弥远为史丞相，多仍当时案牍之文，未尽刊正。纪金元启衅之事，追叙金源创业，谱牒秩官具载颠末，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如蜀中之减重额，湖北之行会子，范祖禹之补谥，何致之罢制科，胥足补《宋史》所未备。
    这些评议，实亦直接或间接与《两朝》一书的史源有关；而其所作推断，则亦微有可议。
    在宋人的著述中（实际上并不限于宋人），除了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后来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等比较正规的史学著作以外，在涉及人物时，以表字、别号、谥号、封爵、官职、乡里等代替该人真姓实名的现象，几乎触处可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于人物必书真姓名，且于初见时揭其籍贯或郡望，体例相当谨严。而他在另一部拟作“《资治通鉴后纪》之具”的《涑水记闻》中，则韩王、王冀公、曹侍中、吕相、范文正公、张乖崖等称谓，往往形诸笔端。就是因为前者是“史”，而后者是“记闻”的缘故。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也一样。同一事件，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作《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四川军量数》所载：“绍兴六年春，吴涪王为宣抚副使，命将取秦（川）［州］，必欲从陆运，赵应祥为大漕，执不可，吴迄自为之。”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则吴涪王迳书吴玠，赵应祥迳书赵开。《朝野杂记》一书，《四库全书》虽然将它升入史部政书类，但在作者看来，正如书名“杂记”所示，与“要绿”在体例上是有区别的。正如不能将《涑水记闻》《朝野杂记》一类著述斥为“案牍之文”一样，也不能仅仅依据书中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等，就断定《两朝》“多仍当时案牍之文，未尽刊正”。如果《两朝》确曾“多仍当时案牍之文”，那末此书不仅取材相当原始而宏富，而且编纂也将倍费匠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谨以提要所举此五事为例。除了书中有两处称赵如愚为赵丞相，而称赵鼎为赵丞相未及检到外，称安丙为安观文见于卷一○开禧三年二月己未“韩侂胄与吴曦书”，“乙亥安丙等诛吴曦四川平”，卷一二嘉定三年“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钱引”及卷一三嘉定四年四月“是月四川置安边司”四条之目，其中生三目系援用《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蜀士立功立节次第》、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卷二○《辛未利店之变》现成文字而成；称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见于卷一○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韩侂胄伏诛”，复见于同卷同日“参政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条之目，都是援用《朝野杂记》乙集卷七《开禧去凶和敌日记》中的现成文字；称史弥远为史丞相，始见于卷六庆元六年九月“丙子吕祖泰决配”，复见于卷一○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韩侂胄伏诛”、卷一二嘉定二年五月“戊戌罗日愿谋为变磔于市”之目，其中除后两条未检到依据外，前者似与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吕泰然论不当立伪学之禁》条按语有关。可见，《两朝》中人物称谓的不够规范，多数是在援用《朝野杂记》等著述，而非援用“当时案牍之文”时“未尽刊正”的结果。
    被提要认为“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的有关“金元启衅之事”的记载，以及对“金源创业，谱牒秩官具载颠末”的追叙，当指卷一三嘉定四年“六月丁亥余嵘使金不至而复”，六年八月“是月金人弑其主允济丰王珣立”，卷一四嘉定七年正月“甲戌塔坦遣人至边”，七月“乙亥金人告迁于南京”，卷一五嘉定八年“五月辛酉塔坦破燕京”，“是秋塔坦破潼关”诸条之目中的详尽记事。这些记事也是依据现成文字，即《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徒（金国五世八君本末）》、《鞑靼款塞（蒙国本末）》，而非出自《两朝》作者的独立撰述。
    至于被提要誉为“胥足补《宋史》所未备”的几条记事，情况也相类似。“湖北之行会子”指卷一绍熙元年末“湖北会子初行两界”并目，此盖录自《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湖北会子》者；“蜀中之减重额”指卷二绍熙三年“是岁蠲减蜀中重额钱”並目，此盖并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四川经总制钱》、乙集卷一六《四川椿管钱物》而成者；“范祖禹之补谥”指卷八嘉泰四年八月“甲辰赐范祖禹谥（纲）——日正獻（目）”，当据（国史）；而“何致之罢制科”，系指卷八开禧元年闰八月“癸酉罢遣应制科何致”並目，则又全文照录《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五《开禧召试制科》。
    《两朝》中冠以“李心传曰”而引录《朝野杂记》的议论凡五处，分别见卷二绍熙三年“三月定杂艺不许任子法”，卷八嘉泰三年“五月戊寅陈自强为右丞相”，开禧元年五月己巳“复淳熙荐举改官法”，十二月“癸酉诏永免二浙身丁”，卷一一嘉定元年“是春皇子垍生”五条之目，《两朝》与《朝野杂记》的密切关系本极显然。但论者往往只着眼于其中冠以“李心传曰”的议论，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则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宋史资料萃编》此书题端所说：“于述事之后，有时参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议论。”而对于其中大量援用《朝野杂记》现成内容的事实，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末，《朝野杂记》，或者放宽点说，李心传史学与《两朝》的关系到底怎样呢？就《两朝》而言，无论纲或目，其可以考见的史源情况又如何呢？本文即拟对这些方面作些粗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