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的史源
    《两朝》“目”的史源，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国史》（指《中兴四朝国史》的《宁宗皇帝纪》，下同）——《两朝》中不少纲和目出自对《国史》各条记事的硬性分割。如《宋纪》庆元元年如下几条记事：
    二月丁巳朔，诏两淮诸州劝民垦辟荒田。
    ［三月］癸丑，命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利害。
    八月己巳，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皆见卷三七）在《两朝》中即分别作：
    二月丁巳朔，诏耕荒田（纲）——诏两（浙）［淮］诸州劝民耕垦荒田（目）。
    ［三月］癸丑，集议铁钱利害（纲）——命侍从、臺谏、 两省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利害，条具以闻（目）。
    八月己巳，韶修武备（纲）——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将佐士卒器械船舰可用与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闻（目）。（皆见卷四）
    此外，《两朝》目中录载的二十余道诏令，估计当也出于《国史》。这些诏令，《宋纪》和《续宋编年》限于体例和篇幅是不予全文登载和详细摘述的，只是在《宋史全文》中往往有与《两朝》相同的著录。
    今据《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以“行”为单位粗略统计，《两朝》的纲和目在《宋纪》中有相应记载的部份，以及虽无相应记载但估计出自《国史》的部份（如上述诏令或雷、雪等天象），共约2195行，占全书8354行的26.3％。
    《朝野杂记》——《两朝》采录《朝野杂记》有关记述，其中纲从目出的部份，已具上文。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纲据《国史》，而将《朝野杂记》的记述整段整段录入目中。以《两朝》卷四庆元二年的记事为例，正月“甲辰留正落职罢祠”，“三月己亥皇弟抦封吴与郡王”，“丙午上庆元会计录”，“六月乙丑命臧否县令分三等”，七月“戊子考覈守臣便民五事”，“九月丁亥复分利州为东西路”等六条纲在《宋纪》中都有相应记载，当出自《国史》，而这六条的目，即分别录入了《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卷一《吴与郡王抦》，乙集卷一六《庆元会计录》，甲集卷六《庆元减否县令》、《便民五事》，乙集卷九《利帅东西分合》的内容（“留正落职罢祠”条之目共三则，《道学兴废》录于第二则）。此外，《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卷七《开禧去凶和敌日记》这两则记述，除了在《两朝》卷九开禧二年五月丙戌“是日御笔诏北伐”和卷一○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韩侂胄伏诛”两条的目中集中引录以外，还曾分散地逐条补入了有关的纲和目。据粗略统计，《两朝》的目（包括从上述两则记事补入的纲和从目而出的纲）录自《朝野杂记》者，共约2874行，占总数的34.4％。
    《庆元党禁》——《庆元党禁》一书的全部内容几乎全被《两朝》录入书中，大部为目，只有少数列作纲。如果《庆元党禁》的记事与《国史》月日有异，则月日多从《国史》，而《庆元党禁》的有关记载则录于其下为目。《四库》馆臣对《两朝》与《庆元党禁》之间这种关系已有所觉察，《两朝》因如上处理而生的与《庆元党禁》的分歧，多数也经《四库》馆臣加案语指出。《两朝》的目（包括纲）录自《庆元党禁》的部份，共约639行，占总数的7.7％。
    《道命录》——《两朝》中直接录自《道命录》的文字不多，但不是没有。其确实的证据，就是卷四庆元二年十二月“窜处士蔡元定”条之目第三则所录“门人董铢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即出自《道命录》，是李心传在该书卷七上《沈继祖劾晦庵先生疏》的案语中首先引用的。这则案语的内容，据该书目录所作提要，计有“胡紘与继祖诬先生（指朱熹）事迹，及董铢之论”附以“蔡元定本末”。其中大部份内容均为《庆元党禁》吸收，并进而被录入了《两朝》的有关纲目，唯独“董铢曰”这段文字《庆元党禁》未载，是《两朝》直接据《道命录》录入的。此外，《两朝》直接据《道命录》录入的文字，可以考见的，尚有一些，（14）不过数量不多，仅数十行，不到总行数的1％。但是， 由于《道命录》的内容曾被《两朝》间接地大量利用，它仍然是《两朝》的重要史源之一。所谓间接利用，主要是指通过了《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卷首曾开列“首末伪党共五十九人”的姓名，谓“已上并见于当时臺谏章疏”（实与《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同）；又据“秀岩李心传《朝野杂记》所编攻为学人”，开列了三十六名攻伪学人的姓名（在今本《朝野杂记》中已不能找到集中或分散地列有此三十六人姓名的记事）。这样，《庆元党禁》的作者在卷首实际上已经自我揭示了他与李心传史学的渊源关系。而这些在今本《朝野杂记》已难全部找见的攻道学人，在《道命录》中却能全部找到。
    《道命录》自序署“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当作于此时或稍前，是李心传“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废兴之故，萃为一书”，取孔子所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谓之《道命录》。书凡十卷，选录与程、朱进退始末有关的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文后大多附有长篇案语，备述其经遇原委。其中与《两朝》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卷七上、下。此卷所收材料，特别是李心传所附案语，实际上已经涉及废元党禁事件的各个方面和经过始末，为《庆元党禁》的撰述提供了基本依据。只是《庆元党禁》不仅结构谨严，层次清晰，而且细节也比较详尽。这可能是《庆元党禁》作者在执笔时补充了其他材料，也可能是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本有数则关于党禁的详细记述，写入《道命录》案语的只是其撮述，而那些详细记述尚能为《庆元党禁》直接依据的缘故。（15）所以本文暂列《道命录》亦为《两朝》的重要史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