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三，关于嘉定九年“边县官许起复”的记事：
    《宋纪》：“秋七月戊辰，诏边县择才不拘常法，其余并遵三年之制。”（卷三九）
    《两朝》：“秋七月，招边县官许起复（纲）——边县择材不拘常法，其余并遵三年之制（目）。”（卷一五）
    《续宋编年》：“秋七月，上以边县择才不拘常法，其余并遵三年之制，诏边县官许起复。”（卷一四）
    《宋纪》由于对《实录》或《国史》节录不当，以致失却主旨；《两朝》虽将同一诏书的内容分借于纲和目，文意则极清晰；《续宋编年》十分明显是依据《两朝》的，但经臆添“上以”二字并颠倒纲目次序以后，反倒历次不清、文意欠明了。
    《两朝》是纲目体，有些目，其内容往往只是与纲同类记事的提前汇总。如卷六庆元六年十月“辛丑，雨土（纲）——十一月辛卯亦如之（目）”。按照《续宋编年》的体例，如果“雨土”这一天象需予登录，那末无论此年十月辛丑还是十一月辛卯，似都应登录，但《续宋编年》实际上却只登录了前一次。这除了表明它不是直接依据《国史》节录，而只是从《两朝》转录以外，还表明它在转录《两朝》中曾使用了只录纲不录目，或只录部分目的手法。类似的情况可以举出许多。⑨
    《续宋编年》虽名“编年通鉴”，实际上编年并不严格，往往插入大段类似纪事本末的记事。大者如赵汝愚罢相，庆元党禁，开禧兵端，吴曦僭位，韩侂胄函首，小者如关于王大节、邱崈、张福等人的事迹，都是。但汇总合并的材料不仅未超出《两朝》的范围，而且由于经过汇总和删节，还带来了不少时序的混乱和史事的失实。
    此外，《续宋编年》中虽有少量内容未见今本《两朝》记载，⑩但总数仅约二十余条，独立成条者不出十条。这一情况的存在，并不影响以上对《续宋编年》与《两朝》关系性质的论证，只是表明《续宋编年》在基本因袭《两朝》的同时，也曾参照过其他某种著作或材料罢了。总之，《两朝》成书在《续宋编年》之前，《续宋编年》的基本内容是转录、并合或删节《两朝》的有关记载而成的。
    至于《两朝》和《续宋编年》的思想倾向，书中都未见正面有所表述。从《续宋编年》偶而流露的情绪来看，它于开禧用兵已有恕语，而于史弥远亦已渐露微词。如关于开禧用兵，《续宋编年》一则说：“时军政修明，人心大喜，以为恢复之期可必。惜朝臣议论不一，不能成功。”再则说：“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天下，逐善类，引奸邪，不能无过恶，而用兵实出于无谋，卒以不立皇后，后衔之，谋诛侂胄。”（11）“威行宫省，权震天下，逐善类，引奸邪”云云，本是《两朝》对韩侂胄的评价，《续宋编年》的上述议论于因袭之余，却笔锋一转，对之提出了异议。而《两朝》的评价则是全文照录成书于淳祐五年的《庆元党禁》的。至于对史弥远，《四库》提要认为《两朝》只是“于史弥远废立济王事略而不书”上微有可议，“然弥远之营家庙，求起复，一一大书于简，知非曲笔隐讳也”。谨按，《两朝》卷一一载：嘉定元年十一月“戊午，史弥远去位（纲）——丁母丧也。癸亥，皇太子请赐弥远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许之。弥远辞第，亦许之。明年二月壬辰，遣内侍趣弥远还行在赐第（目）”。又卷一六载：嘉定十四年八月“乙卯，赐史弥远家庙（纲）——乙丑，追封史浩为越王，丙寅，改谧忠定，配享孝宗庙庭（目）”。实未揭示史弥远的“营”和“求”，只可勉强谓之无“隐讳”，然非无“曲笔”也。《续宋编年》对待史弥远即与《两朝》有异。如韩侂胄之诛，《两朝》载：“先是金人既有缚送首议用兵贼臣之请，侂胄怒，复欲用兵，中外皆惧，礼部侍郎史弥远时兼资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参政钱象祖、李壁。”（卷一○）而《续宋编年》则作：“先是，侂胄欲用兵，金人惮之，有缚送首议用兵贼臣之请，时朝廷幸安，皆以用兵为非，弥远建议诛侂胄，其事甚秘，谓已得密指，以告参政钱象祖、李壁。”（卷一三）“幸安”，“谓已得密指”，更动的文字不多，对史弥远的微词则已跃然纸上。又如杀华岳，《两朝》载：嘉定十四年闰十二月“戊申，杀华岳（纲）——岳为殿前司同正将，以谋为变，杀之（目）”。（卷一六）《续宋编年》作：“杀华岳。先是，岳言时政，忤时相，以殿前司同正将授岳，后诬谋变，杀之。”（卷一五）“忤时相”“诬谋变”，只差直斥史弥远之名了。这些差异的出现，也许同两书作者的思想状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随时日推移而生的政局变动使然。刘时举在书中自署“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以朝廷的命官、史臣而发以上那样的议论，不仅在绍定五、六年间杨太后、史弥远先后死去以前无此可能，就是在淳祐六年史嵩之致仕以前也是无此可能的。淳祐四年刘时举连名上书反对史嵩之起复时尚是京学生，作《续宋编年》时已任升朝官，粗略估算一下，其时间实已接近南宋覆亡。“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很可能就是他在南宋的最高官衔，而《续宋编年》或即作于南宋覆亡前后。而《两朝》的成书当远在《续宋编年》之前，即史嵩之虽已致仕而史氏集团的声焰尚未消除期间的事。（12）
    《宋史全文》的成书比《续宋编年》更在《两朝》之后，《两朝》对之并不存在依据与否的问题。但两者的关系仍有可得而论者。从《宋史全文》光、宁两朝的内容来看，它的撰述者是熟悉并使用过《两朝》的，正如他熟悉并使用《两朝》曾经使用过的其他资料和著作一样。不仅《两朝》纲的主要依据《国史》他曾独立地进行选录，而且《两朝》据以补充的其他著作，他也曾独立地加以利用。在《两朝》的材料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朝野杂记》，其中有关光、宁两朝的记事几乎已被《两朝》筛选净尽，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几则《两朝》漏采的记事被《宋史全文》录于书中。如《朝野杂记》乙集卷八《孙岩老樊允南恬退》中孙松寿的事迹。卷九《金字牌（雌黄青字牌、黑漆红字牌）》中黑漆红字牌和摆甫的创建，卷一四《诸县推法司》中各县刑案推吏的设置，即是其较显著者。（13）当然，《朝野杂记》中已为《两朝》使用的记事也有不少未被《宋史全文》选录。关于宗室知贡举的事始，《两朝》采用《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宗室知举及任学官》的记事，并依据其中“绍熙中遂命赵子直知贡举”一语，系于绍熙元华春。《宋史全文》则参照《朝野杂记》的另一条记载，却甲集卷一三《宗室差试官》中明确提到的“绍熙四年以子直知贡举”改系於四年。以绍熙中”和“绍熙四年”难有笼统和确切之别，但“绍熙四年”亦“绍熙中”也，《朝野杂记》本无甚错，错在《两朝》失考尔。又如《庆元党禁》一书，《两朝》和《宋史全文》都曾充分利用，而利用的情况也同样颇有差异。《庆元党禁》在语及“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紘四人实专伪学之禁”时，曾接着分别叙述了四人的简历。其中京镗的简历，《两朝》录于卷六庆元六年八月“丁酉京镗薨”条之目，而《宋史全文》则录于卷二九庆元二年正月“庚寅，右丞相余端礼为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京镗为右丞相”下；刘德秀的简历，《两朝》录于卷五庆元五年“秋七月癸丑刘德秀罢”条之目，而《宋史全文》则录于卷二九庆元二年正月“甲辰，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劾留正四大罪”下；胡紘的简历，《两朝》录于卷五庆元五年“二月乙丑胡紘罢”条之目，而《宋史全文》则系于卷二九与庆元二年“十二月戊申陈贾自知宁国府除兵部侍郎”条连书的胡紘以论朱熹之稿授沈继祖、继祖遂奏的记事之下，下条则接叙“辛未，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蔡元定编管道州”。这表明，《宋史全文》的内容尽管对《两朝》颇多雷同或相近之处，《宋史全文》的撰述尽管对《两朝》曾多所参照，但《宋史全文》同《两朝》的关系，却不象《续宋编年》那样，只是一味地依傍和因袭。